病人是医生的老师

【加拿大】多伦多格雷斯健康中心医学博士   拉斐尔·拉什

因肝病的长期消耗,我的一位肝硬化病人苍白的四肢变得很细,肚子像帐篷一样隆起,膝盖则肿胀得格外显眼。他说,自己早晚会死于肝病。

我满怀信心地向他解释:“你的膝关节需要穿刺,积液很容易就可引流出来。我以前做过这样的操作。”“会痛吗?”他用无力的眼神打量着我。“是的。”我说,“但很快你就会感觉好多了。”“至少,你很诚实。”他微笑着说,然后用歪歪扭扭的笔迹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下名字。他凹陷的太阳穴和瘦削的脸颊上布满了皱纹。

不料,积液并没有顺利引流出来,而且关节穿刺比预期的更痛。我抽出针头,重新进针,针尖碰到了骨头,他呼吸顿时变得很急促。签知情同意书,最根本的原因是手术中的无法预知性太大。然而,在手术或治疗开始前,患者往往并不能全部理解那些内容。

我做过的第一例关节穿刺是在3年前的一个深夜。当时我还是住院医师,急诊室的走廊里躺着一个膝盖肿痛到不断发抖的年轻人。我的上级医生因熬夜照顾许多病人而疲惫不堪,她仍坚持督导我进行每一步操作。

但她的经验好像并没发挥作用。我每次进针都发出金属撞击骨头的沉闷声音,并引起了年轻人肌肉的紧张和疼痛;最后,却只抽出来几滴黏稠的血性液体。我看了看那个年轻人,他脸颊下垂,双眼疲惫,眼眶里噙满泪水。

签署知情同意书时,在解释操作的常规风险和获益之前,我已反复向年轻人解释过我在这方面缺乏经验。他明白可以等到次日早上,找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再做,但他还是让我继续做了。我当时想,不管是在平时有的选择,还是在急救时没的选择,病人允许我通过他/她的身体学习,我都感到同样的内疚和感激。

那次手术是在晚上,当时没有其他医生在场。而这次是白天,其他医生都在。原本应当只是个小手术。相对于导致老人入院的其他更严重状况来说,膝关节穿刺应该只是个几分钟的小插曲;没想到的是,手术最后却演变成了持续数小时的糟糕局面。最初的知情同意,看起来远非“知情”。

每次我从成堆的针头中更换大号针头时,我都会重申这些风险;我曾建议换个更有经验的医生来做,但他没有同意,只是敦促我继续做下去。我也就没再进一步强调,因为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有经验的医生。

我拉上窗帘,挡住正午的阳光,并强迫自己把注意力专注于进针的角度,不再留意旁边他孙女的嘟囔声。终于,一股金黄色的液体充满了注射器。我抽出针,坐在他床边的椅子上。老人终于躺下,从痛苦中慢慢恢复过来。窗边的空调在嘎嘎、嗡嗡地响着。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的关节穿刺技术越来越熟练。我也结束了住院医师生涯,但类似的事情却一直持续。有一天,我收治了一位患有罕见神经疾病的艺术家,他在就诊之前曾去过我以前的教学医院。我问他对那家医院的医生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令我惊讶的是,他立刻提到了在生病当晚为他诊病的医学生。

“是她诊断了我的疾病。”他说,“正是她详细的问诊和查体,发现了以前医生遗漏的信息。”随后的日子,他的病情急转直下,他也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可能是致命的,但他仍决定让那个医学生参与治疗——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艺术,他觉得这可能是他最后的机会,再留给世界一个礼物。“这些医学生是如此好学,我有很多东西可以帮到他们。”他说,“我告诉他们,我不担心后果,只想让你们多学一点,这样你们下次遇到同样情况就知道该如何处理了。”

有位哲学家曾说过,疾病可以是一种革命性的经历,它以一种无法事先预测的方式去改变一个人。故事回到我那个肝硬化的老人。我们刚见面的时候,老人已经入院很多次了,他对这种状况其实非常了解。他明白我不停出汗、重新进针定位意味着什么,也知道我一再提出要停下来意味着什么;而我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都在暴露我经验的不足,事情已经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作为回应,他自己主动提了出来——继续下去。

关节腔穿刺并不能挽回他的病情,在我第一次穿刺之前,他就意识到这个事实。对他而言,我是一个接受他“最后礼物”的容器,正因如此,他才让我不停尝试。操作完成后我和老人交谈,我意识到,他是我整个医学生涯中,尤其在“关节腔穿刺”方面的关键一课,我以后的病人都会从他的礼物中受益。反过来,他们可能也会以同样形式偿还这份恩惠。我注视着他,为他的仁爱感到惭愧。

老人注意到我在盯着他看,说:“我想给你一份礼物。”外面的天色开始变暗,他脸颊凹陷处有一些阴影。我不自然地笑笑。我不太习惯接受礼物,仍为在他膝盖穿了那么多次而不安。“别太在意。”我说。

“不,你误会了。”他坚持说,“我是想送你一个祝福。”我犹豫了一会,然后放下听诊器,来到他的床旁。他伸出纤细的手指,向我招招手。我低下头,闭上了眼睛。他把手掌放在我头上,我感到暖暖的。远处的钟声传来,他的声音很低,我竭力聆听他古老话语的呢喃,并感受着师长之于学子、父母之于子孙一般的无声祝愿——在他身上,生命的一部分将会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