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伟

我小时候并没有树立远大的目标。在农村读小学时，我只想多帮母亲减轻些负担，所以认真学习；来到北京读初高中，曾一度想尽快工作，分担家里的负担，但在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又回到学校读书；学了医之后，我的目标就是当一个好大夫，也没想到当专家、做科研。这一路走来，不管是给患者看病，还是做大庆研究、写文章，或是学习统计学，都是老师、患者、同事不停地推着我往前走。可以说，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全是在各位严师的鞭策下，一步步成长的结果。这一路，关于行医和科研，我有几点人生感悟与大家分享。

当医生是件快乐的事

从1971年开始，至今我从医已经50多年了。回首往昔，我觉得人生中有两个阶段我充分体验到当医生的乐趣，过得最开心、自豪，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第一段时间是1973年“回炉进修”后回到东北，我把学到的本领用到了实践中，成功救治了不少患者。其中有两个患者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第一个患者是个农村儿童，急性喉炎发作，找到我时已经憋气到快要窒息。在缺医少药、条件简陋的乡村，我用刮胡刀给他紧急做了气管切开，把孩子救了回来。第二位是发生了癫痫连续状态的患者，在没有诊疗办法可遵循的情况下，经过北京协和医院“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教育培训，我大胆用药，使用治疗室性心动过速的药物利多卡因把人抢救了回来。这两名患者都是我刚刚学会治病的时候，运用突破性的治疗方式，在当时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挽救了性命，也让我这个还不是很成熟的医生有了职业成就感。

第二阶段是我刚到中日友好医院当主治大夫的时候。那时候我天天在病房待着，管理所有病人，包括一些疑难的病例。这一阶段我充分发挥了所学的知识。当时，我作为内分泌科主治大夫，除了负责内分泌病房，还要经常参与其他科室会诊，因此和医院各科室建立了广泛联系。特别是我这边遇到疑难的患者，一个电话打过去，就能找到一群人过来帮忙，可谓“一呼百应”，感觉整个医院都站在你的背后支持你，共同去治病救人，这让我心里无比的踏实。每次遇到疑难病例，我们甚至会直接拿着片子或化验报告找相关的科室专家一起讨论，大家都毫无保留地分享，绝不拖延，解决了很多个人在临床上无法解决的疑难问题。

在那段时间里，我发现并诊断治疗了中日友好医院的第一例垂体性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第一例淋巴细胞性垂体炎患者、第一例胰岛素自身免疫综合征患者，否决了一例转来我院决定肾上腺手术的皮肤外用药导致的库欣综合征患者……我切身感受到了做医生可以解决病人的病痛和避免误诊的快乐，临床工作也十分顺利，团队合作非常愉快，自然而然从心底生出一种当医生的自豪感。

好医生要超越指南

小医生按照指南看病，大医生看病修改指南。如果一个医生完全按照指南看病，算不上是最好的医生。我曾经碰到过一个需要手术的甲亢病人，用了药物以后，白血球几乎下降到0。如果按照现在的指南要求，需要用“升白针”，数百元一针，疗效只能维持3天左右，需连续多次用药，患者的医疗花费激增。当时北京协和医院的老师对于这类患者却有一套花费小、疗效好的治疗方案，就是用价格十分便宜的强的松（一种肾上腺糖皮质激素类药物）给患者“保驾”治疗3个月，维持白血球稳定上升，待甲状腺功能正常后再进行手术。不仅彻底解决了病人的问题，还节约了大量的医疗费用。如果按照现在的指南，不给患者用激素，也不推荐用同位素或手术根治，患者就得花大价钱，还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随着医疗指南的更新迭代，虽然现在临床治疗越来越规范了，更安全了，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治疗也越来越保守了。以前，医生是按“机制”看病，查出什么病因就进行针对性治疗，解决病人的主要问题。现在，医生是按“证据”看病，治疗前先看已经发表的相关研究证据，看会不会增加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临床治疗有点机械唯物论的样子，某些方面反而是治疗理念的退步。最主要的弊病是，有些所谓“证据”多出自资金雄厚的大药厂资助的、样本量高达数千甚至数万人的大型临床试验。这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普通医生的话语权。

当然，这和我国的社会观念也有一定关系。在中国，如果医生把甲亢治疗成甲减，有的患者就会投诉，而保守的法律条文会认定为这是三级医疗事故。在国外新的理念是，如果医生把甲亢治疗成了甲减，就是甲亢彻底根治了，患者每天吃一点优甲乐就行，这是一种十分安全的药物，也不必经常来医院看病。

有的人当了一辈子医生还是“糊涂大夫”，也有的人当大夫没几年就有特别大的进步，成为业内专家。当医生，特别是高年资的医生，就是要解决那些别人不能解决的问题，不仅要保持学习的热情，还要不断自我总结。当医生就要学习一辈子。即使已经退休多年，我感到我每天都在进步。作为临床医生，我也是比较能接受新观念的人。每次出去开会，我就专门听那些跟临床特别有关系的演讲。2018年，当外国人提出“糖尿病治疗三部曲”时，我很快学习并积极推广，即糖尿病治疗“三级跳”：第一步是逆转糖尿病，第二步是血糖控制平稳，第三步是通过打胰岛素等方式预防并发症。

病人的核心要求是得到最好的治疗

当医生，最大的困境就是患者不合作。作为医生，我明明知道这个治疗方案对患者最有益处，但他就是不接受，特别是遇到一个你本来可以治好的患者，由于患者或家属的不接受或不理解，最终没救治好。这就需要医生反反复复地做工作。

在沟通技巧上，一是要将心比心。例如，我会跟年轻的女性甲亢患者家属说：“如果我的女儿患上这个病，我一定会让她做手术。因为将来结婚、怀孕时，病情可能复发，那时治疗会很棘手。”

二是要让患者看到希望。我一位大学同学的爱人，血糖曾高达十几毫摩尔/升，一直在吃降糖药。我看了之后跟他说，她还有希望恢复正常。我给她输胰岛素治疗两周，然后吃点二甲双胍，十几年了，到现在血糖一直正常。到我这里看病的患者，大概有1/3经过治疗都会恢复正常。每次遇到新病人，特别是得糖尿病时间短的病人，我都会跟他说：“你还有一个机会，将来可以变成正常人（血糖正常），可以不吃药不打针，你愿不愿意试试？”我这样一说，几乎所有患者都很乐意接受我的治疗方案。为什么患者依从性高？因为没有人愿意一辈子得糖尿病，患者看到有希望逆转糖尿病，就一定会配合治疗。

在我看来，病人最核心的要求是得到最好的治疗。即使刚开始不理解，当看到疗效之后，他也会理解你的。当然，医生自己也要有信心，沟通时语气要坚决，不能犹犹豫豫。医生跟患者之间的互相信任是特别重要的。信任是基础，疗效是最终目标。

今后的几个目标

今年我已经79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将不可避免迎来生命的终结。在今后的日子里，我给自己树立了几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好好活着，脑子别糊涂。身体健康最为要紧，也要保持大脑清醒，远离老年痴呆。在日常生活中，我会注意几点：保持健康的体重，我每周都会称体重；日常饮食确保均衡；规律地活动，我经常选择逛街走路，或者到公园散步、骑车，不做强度特别大的运动，量力而行；勤动脑，多与人交流。

第二个是尽力把我的思想、理念传递给学生。人活一世，不能白来。我希望我的学生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不仅仅是糖尿病治疗的专家，更是内分泌领域的专家。我这辈子带的学生不多，硕士博士加起来才十几人，但我对学生的要求并不低。首先，要会看病。在我看来，大夫不会看病，在医院就没有立足之地，所以我的学生不能当“糊涂大夫”，做什么都可以，但一定要知晓为什么这么做。其次，任何疾病都是科研。大夫看病要有科研的思维，见到一个疾病，要查找相应的文献资料。最后，不怕苦。当医生不能怕辛苦，还要知识面宽广。我会要求学生博览群书，有时间就要到图书馆去看书。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我会着重培养抽象能力、想象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当然，想要做科研还得学会统计学和写文章，最好有机会出国访学，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

第三个目标是写一本书。我在构思撰写一本书，从我的眼光看中国的糖尿病到底往哪走。虽然我国糖尿病防治工作已经做了很多年，但糖尿病发病率还在上升。中国糖尿病的发病率是否已经到了一个平台期？现在糖尿病的防治难点在什么地方？将来我们应该怎么做？中国糖尿病的问题到底有多大，谁来做预防……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回答。

“功名尘与土，难忘云和月。”和大家一样，我现在依然忙碌并快乐着！“活到老，学到老”应该是每个医生的座右铭。（连载32，完。本文由本报记者张健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