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秉辉

杨秉辉，1938年生，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内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前院长。曾任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副会长、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上海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

从致力于肝癌研究，到医院管理和全科医学的创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前院长杨秉辉教授已经在医学的道路上跋涉了60多个年头，同时也是一位医学科普达人。从本期起，我们邀请杨秉辉教授入驻“茶座”，听他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和行医感悟。

从医几十年，我见证了临床医学的飞速发展。各种高新检查技术及新药、新疗法的问世，极大提高了临床治疗效果。但是，这在客观上却容易将医生的注意力引向疾病而疏忽病人。

临床医学是医学中最直接服务于病人的学科，医生不仅要关注病人躯体的疾病，也要关注病人的心理状况，了解病人的疾苦，明白病人作为一个“人”被尊重的需求。在对病人进行治疗的过程中，应该关注病人的心理、社会层面的问题，并努力调动一切有助于病人康复的因素来促进病人的健康。作为一名在医疗战线工作一辈子的临床医生，我认为，科学是医学的本体，人文精神则是医学的灵魂，临床医学离开了“以人为本”，与兽医学何异？

立志学医源于崇拜

1938年，我出生于江苏镇江。家父原是一名木材商人，上世纪50年代初因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转营织布厂，不久“公私合营”，便将工厂交与国家。家父对子女的要求也只是好好读书，将来能自立于社会。我自幼喜欢阅读与绘画，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1950年，我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小学毕业，考入当时市区唯一的公立中学——镇江市立中学。

我读到初二时因患中耳炎就医，却被查出患有肺结核，为了寻求最好的治疗，我被带到上海求医。一位留美的肺痨科博士给我开了一种叫“百生”（PAS，对氨基水杨酸钠）的药，只用了半年时间就治好了我的病，这引发了我对现代医学的无限崇拜。我父亲也认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给人治病有益于社会，于是我便立下了学医的志向。

1957年，我以第一志愿考取了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其时医疗系为五年学制。入学后不久，我们被安排去农村参加农业劳动体验社会生活。我还做了一段时间“社会卫生工作”，跟着“联合诊所”（地段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前身）的医生一起出诊。这些医生很受病人欢迎，现在想来，他们其实就是如今的全科医生。

1962年，我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在附属中山医院内科工作，正式开始了行医生涯。1965年底，中山医院内科教研组指派我在林兆耆教授（时任中山医院院长）的指导下负责肝癌病房的具体工作，自此肝癌临床研究成了我一生主要的专业。

找到筛查肝癌的方法

1969年，为响应周恩来总理“攻克肿瘤”的号召，中山医院开始组织肿瘤研究。我因为有过相关工作经验，不久后便加入了肝癌研究小组。我国曾是乙型肝炎高度流行的国家，也是原发性肝癌高发的国家。据统计，全世界的肝癌患者一半以上在中国。因为肝癌早期多无症状，一旦出现症状，往往失去了最佳治疗机会。

当时既无B超，亦无CT、磁共振，我们给肝癌病人的治疗流程是，根据手摸到肿块的情况判断能否手术切除，这样的判断多数并不准确。一些病人被送进手术室，剖腹后才发现不能切除。对于不能手术的病人，酌情注射一种抗癌药，但大多无效。从当时的医疗水平来看，病人一旦患上肝癌就意味着生命即将走向终点。

转折出现在1971年，当时苏联的科学家发现了一种被称为“甲种胎儿蛋白”（AFP）的蛋白质，是胎儿的肝脏制造的，在孕妇和新生儿体内可以检出，但肝癌细胞却能产生此种蛋白质。因此，除了孕妇和新生儿，如果在血清中能测到大量的这种蛋白质，便提示此人患上了肝癌。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致力于验证上述研究的科学性，并开展了利用检测甲胎蛋白筛查肝癌的工作。从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的十来年间，我所负责的中山医院肝癌研究小组在上海闵行区、徐汇区的工厂中，共检查了40多万人次，查出早期肝癌病人50余人。这些病人大多接受了手术切除肝癌，获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肝癌的“普查—早期发现—手术切除”模式，明显改善了病人的预后，经此模式治疗的肝癌病人5年生存率高达72.9%。1985年，上海医科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癌研究室（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前身）的此项研究工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我亦忝列其中。

投入大量精力做科普

几十年前，即使查出早期肝癌，因为并无症状，很多人仍讳疾忌医，不愿意配合治疗。虽然我们拥有了科学的检测手段，但病人不了解，贻误治疗的情况仍时有发生。为了劝说病患及早治疗，我觉得必须积极向病人普及“早期肝癌可治”的知识。自此，我与医学科普结下了不解之缘。

文革结束后，我开始向《科学生活》《大众医学》等科普杂志投稿。1975年我在《科学大众》杂志上发表了“肝癌的早期发现”一文，提醒患过乙型肝炎的人应主动定期到医院血检甲胎蛋白。2年后，我发表了《谈谈链霉素的耳毒性》一文，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叙述耳聋的痛苦，询问治疗的方法，这更让我感受到媒体的力量和医生的责任。

1984年4月起的近20年时间里，我应邀先后担任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医药顾问”和“名医坐堂”节目的嘉宾主持人。前者以录播的形式，在读者来信中挑选大家感兴趣的话题进行解答；后者则以直播的形式讲述常见疾病的防治问题，还设有答疑环节。这些节目很受听众欢迎，为此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我觉得是很值得的。

业余时间里，我撰写了上千篇科普文章，编著了50余册医学科普图书，有的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华医学会旗下的健康科普杂志《健康世界》，由我主编了7年，我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当时“神医”招摇撞骗误人健康，无良商家以“养生”为名谋利的市场环境下，我们努力保持了这本在全国发行的“中华牌”医学科普杂志的纯洁性。医学的终极目标是促进人类的健康，医务人员有义务满足民众对健康的需求，这也是我将健康科普作为毕生事业的原因。

创建全科医学分会

随着临床医学分科越来越细致，医生的知识也越来越“专业”化了，我们的社会反而缺少能很好处理一般病、常见病的“专家”了。1993年，中华医学会成立全科医学分会，由于我多年在电台科普各科医学知识，便被推荐参与组建该分会的工作，并担任了副主任委员。

我于1984年起担任上海中山医院（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1991年起任院长，直到2003年卸任。这期间，我除了坚持临床工作，全身心投入了医院的管理。我主持完成的一项重要工作，是1994年在中山医院建立了全国三级甲等医院中第一个全科医学科。

为了进一步承担全科医学的医学教育、医生培训任务，我们参照国外、境外一些大学附属医院的经验，开创了全科医学科。如今中山医院的全科医学科已发展成拥有教授、主任医师、主治医师、住院医师、硕博研究生等40多人的团队，承担了大量医疗、教学、科研工作，在全国医院学科排名中一直名列前茅。

在接触全科医学的几十年里，我对于医学的人文属性有了更多的感悟。全科医学属于临床医学，临床医学则应该以人为本，因此全科医学不仅要给人治病，还要关注防病，关注家庭与社区的健康问题。在治疗过程中，全科医生还需关注病人心理、社会层面的问题。许多年来，我们在努力追求医学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往往疏忽了医学的人文属性，使临床医学与人文精神渐行渐远，这也成为我国目前医患关系不够和谐的根源之一。

我于1957年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学习，从此步入医学殿堂；1962年进入中山医院做医生，至今已超过了半个世纪。一个好医生应不断学习、终生学习，应有良好的医德、高尚的人格，有不断提高的审美观和高超的社会适应能力，才值得患者以健康与生命相托付。如今回望“做一个好医生”的初心，我自觉仍有许多欠缺。（连载①，本文由本报记者施婕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