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名医院院长：要做有温度的医生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未来医院，安静且有情怀

要谈未来医院的样子，我得先从名词解释说起，即“什么叫医院”。从历史角度来看，医院是怎么来的？早期医生看病是到病人家里去看的，带着药箱登门诊治，但后来发现这样做效率不高，不够专业，病人安全也没有保障，所以后来把病人集中起来，有了“医院”，而没叫“病院”。到现在，是把我们医生集中起来放在医院里，为病人诊治，这就是对“医院”的名词解释。

我还注意到，原来的医院名字都很有人文气息、人文情怀，比如说协和医院、同仁医院，都很好听，有历史感。后来给医院起名时排顺序，例如“第一医院”，“第三医院”。但现在人们给医院起名时越来越实用主义，例如“骨病医院”、“糖尿病医院”、“精神病医院”……这些名字仔细想来实在有些可怕，让人不愿意去。

如今，随着网络信息化的发展，又出了一个新名词———互联网医院，听起来像是给互联网治病的医院。互联网的确给我们这些医务工作管理人员、医务人员和病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起名叫“互联网医院”，我觉得多多少少有点夸大了互联网的作用。互联网可以互通信息，可以网上买卖货品，但网上绝对买卖不了病人，也不能买卖医生，所以这个名字值得商榷。我觉得不如叫“互联网医生工作站”比较合适，这跟它的功能、定位更加匹配。

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说我希望将来的医院什么样。中国医院出名的是门诊，外国医院出名的是病房，我希望这在将来有所改变。将来我们的大医院不再有那么多的门诊病人，医院里安安静静的，医生认真地忙碌，病人满带着笑容。我总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在未来的医院中，我很体面的穿着白大褂，在楼道里见到医护人员，大家相互高兴的点头招呼，病人见到我们，也会露出充满善意的笑容和尊敬的目光。而不是像现在医护人员上下班时，还要看看旁边有没有人，手里有没有拿着板砖等不明物体。

我还希望未来医院更有人文关怀，有特别好的氛围。有时我想，下辈子应该做个中医。中医非常儒雅，看病时，把手搭到病人的手腕上，告诉病人“您有喜了”或者“吃我五副中药，您一定能好起来。”中医一般都告诉病人好消息，帮助病人建立信心，病人从精神上就得到抚慰，而不像西医给病人看时会说“脱衣服、脱裤子”，诊断完会告诉病人，“很不幸，您得了肿瘤，顶多只能活一年。”从这个角度来说，将来西医在跟患者谈话时，还应多些人文关怀，更全面系统的为病人考虑。

对于“看病难、医生累”这两个问题，我觉得最简单的逻辑就是病人过多，医生医院太少。回顾咱们国家的历史，解放前，在北京真正成规模，成建制的医院只有三个。一个是我所在的北大医院，1915年2月15号建立，是中国第一个国立医院。三年以后中央政府又出资建了第二个国立医院，叫北京大学人民医院。1921年，美国基金会又出资建了协和医院。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认识到了医院不足，就投入了相当多的资源新建了一批医院，像北医三院、积水潭医院，宣武医院等。但到六七十年代，真正大规模、大建制的医院基本没有了。而现在人们看病又喜欢去大医院，不愿意上社区医院，这让大医院人满为患，“看病难”的问题也越说越多。

其实现在我们所说的“看病难、看病贵”，过去的提法叫“缺医少药”。这个说法的转变，实际上代表了责任主体的变化。“看病难”的说法责任更多的给了医护人员，这让上百万医护工作者压力特别大，好像是医生不努力工作造成了老百姓看病这么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医生护士加班加点，晚上、周末都在上班，竭尽全力想把病人消化掉，他们怎么会不觉得累？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培养足够多的医生，足够多老百姓喜欢又信得过的医生。不过，培养医生有一个很长的周期，所以大家不能急，要有信心。其次，国家应不断完善分级诊疗制度，通过医保和行政手段限制病人流向和流量，病人不要都随意往大医院跑，社区医院承担起首诊和转诊的作用。最后，社会也要回归理性，要“降温”，不要因为某一个偶发的事件就都认为医院怎么样了，或者患者怎么样了，这都是不理性不公平的。这还需要媒体与医院共同承担，做好健康宣教，让老百姓懂得预防疾病，让病人也越来越少。总而言之，政府、百姓、医院、媒体大家一起努力，才能逐渐解决“看病难、医生累”的问题，建立一个健康理想的社会。▲ (生命时报记者唐珍)

北京朝阳医院执行院长陈勇看病难，难在无序上

移动医疗、远程医疗等能为未来医院带来很多改变。借助互联网技术，医院的服务模式、服务流程也会变得更方便、高效、快捷，但这些都不能改变未来医院的本质。互联网技术再怎么先进和发达，也无法取代医院。所以，我认为未来的医院看上去跟今天的医院区别不大，但变化的是医护人员的服务态度和方式。未来医院会借助互联网技术给患者提供更方便、更高效的服务。

对于患者医生“两个不满意”的问题，我首先想说明的一点是，医学消费是个特殊消费，人们买衣服，可以根据自己的购买力选择性价比高的，但看病不一样，无论穷人富人，都希望找到最好的医生。因为生命诚可贵，而优质的医疗资源永远都是稀缺的。

我认为，看病难的“患者不满意”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看不上病，这以偏远山区等落后地区为主。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扩大医疗资源的增量。

二是看不好病，患者都要上大医院找大专家，这在大城市、经济发达地区表现明显。从根本上说，大城市的看病难是无序的难，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在今天这个会场，如果现在出了特殊情况，大家都向一个门挤，就很容易混乱，而如果告诉大家，按照你票上的标识，从哪个门进来就从哪个门出去，大家会很快散掉。看病也一样，要有秩序，解决无序的问题就需要我们加强社会管理。医保付费部门要引导患者分级诊疗，让居民在社区享受健康管理、康复治疗、诊治常见病多发病等服务，出现重病时再转到大医院就诊，从而形成患者的有序流动。而互联网+的技术在这里可以运用起来，使大医院的优质资源能够覆盖到每一个百姓的身边。

我所在的朝阳医院作为北京市医改试点单位，在建立分级诊疗体系方面有很多探索。2012年，北京朝阳医院作为北京市首个医联体试点，成立了北京第一个医联体“北京朝阳医院医疗联盟”，包括11家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运行3年多来，我的切身体会是八个字：趋势良好，效果一般。

医联体是否推动了分级诊疗，有个重要指标，就是看从大医院往社区转的病人多，还是从社区往大医院转的病人多。从去年的数据来看，我们往下转了1000多病人，从社区往上转了100多病人。这说明趋势是好的，但成效有待加强。因为朝阳医院医联体内的7家社区医院病床加起来有一千二三百张，很多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而朝阳医院每年出院8万余人，说明转诊患者人数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在我看来，成效有待提高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社区医院缺乏接收病人的积极性，尤其是政府办社区医院，由企业转制的医院积极性较高，效果也较好；二是动员患者回到社区难度较大，朝阳医院的医生往往要特意嘱咐患者，我们会去社区查房、出诊；三是医保报销的引导作用尚未发挥出来。目前，在社区医院和大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差别不够大，这就好比五星级和快捷酒店的定价一样高，那么五星级酒店肯定爆满，导致快捷酒店没人去。

针对解决“医生不满意”的问题，我认为必须解决医务人员的待遇问题，百姓性命所托的医生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睿智的人，值得享受更好的待遇。▲（生命时报记者江大红）

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让儿科医生自然回归

说起未来的医院什么样，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在新的一年，所有人想起儿童医院不再头疼。

现在，说起位于金融街的北京儿童医院，很多人的第一感受都是“头疼”。一方面，没法停车、号挂不上、候诊时间长，患者不满意；另一方面，患者多、医院嘈杂、工作压力大、风险高，医生也不满意。要想解决这两个“不满意”，我认为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是实现分级诊疗。在国外看病，第一步是找私人医生，然后去社区医院，最后才是去大医院。但我们的情况是，想去哪就去哪，而且去哪都能报销，导致大家无论什么病都想去最好的医院。因此，大医院人满为患，医患矛盾突出。所以，我们需要建立良好的就医秩序，让最好的医疗机构多为真正有需要的人解决难题。2015年6月18日，我们医院开始推行“非急诊病人全面预约就诊”，很好地实现了卫计委关于“改善服务流程、改善服务环境”的要求。

二是继续推进医联体建设。数据显示，北京儿童医院有60%的患者来自全国各地，如何能让这些患者首先尝试在当地医院解决问题，不主动来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看病，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开展全国医联体建设已经2年了，也就是北京儿童医院集团，我们和省一级儿童医院联合起来，让每个人的知识、水平、经验都可以通过查房、讲课、疑难病症会诊、远程医疗等途径输送出去。目前，我们已经与18家省级医院进行了医联体建设，收效明显。2014年，北京儿童医院门诊量是337万，2015年减少了近20万。

三是加大力度培养人才。当下，我国0～14岁儿童和儿科医生的比例是0.46‰，平均1000个孩子只有半个医生负责，与美国差距很大（1.6‰）。我们需要更多的儿科医生为孩子们提供服务，尤其是二胎政策全面放开后，儿科医生将面临越来越紧缺的局面。怎么办？首先要重视大学教育，教育部已经明确医科大学恢复儿科系招生；其次，要想方设法让学儿科专业的人毕业后干这一行；最后，完善儿科医生的继续教育体系，保证人才培养效果。

按照目前的毕业生培训规模，我们预计2020年可实现“1000个孩子有0.8个儿科医生”的标准。当国家政策倾向于重视儿科医生后，很多优秀的儿科医生人才自然会回归。▲ （生命时报记者李洋）

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中医院要充满精气神

未来的中医院应该是个外形不像医院，却又发挥医院功能的地方。过去看病，中医都是被请到家，病患的畏惧感相对较轻。我认为，未来的医院也应该在环境上营造出类似家的感觉，以缓解患者的紧张情绪，这就是所谓的“外形不像医院的医院”。

具体来说，未来的医院应该充满精、气、神。“精”是指环境优美，充满人文特色；“气”则是指医院服务。中医讲，气无处不在，我们的服务也应该像气一样无处不到，充分考虑病人感受，把每个环节都做到细致入微，减轻患者就诊过程的痛苦；“神”是医院的核心，主要指人才和技术。

现在的中医院就诊模式很大程度上受到西医医院的影响。比如，一个大夫对应一个病人，大夫严肃，病人就会紧张。而过去，中医看病都是直接到病人家里，后来还有了坐堂。坐堂跟现在的门诊很不一样，大夫坐在一个布置得非常人文宽敞的厅堂给人看病。大夫给一个人诊病，在场所有人都能听到。如果某位病患与另一个人的情况差不多，就能从别人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坐堂医生的诊病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宣教过程，甚至能起到一定的心理治疗作用。

当然，西医提倡分诊室单独就诊有其必要性。西医诊疗可能会伴随很多需要脱衣服的检查，肯定要考虑隐私。中医诊疗讲究“望闻问切”，通常不会存在类似的尴尬，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医完全可以实现诊病与宣教的合一。

我曾在美国参观过匹兹堡医疗中心的诊疗模式，其下属有21家专科医院和遍布整个地区的500家诊所。病人在诊所看病后，如果有必要，可通过网络将所有信息传送给上层相对应的专科医院，由于原来负责的诊所医生同时会组织团队在专科医院继续为该病人进行诊疗。我的理想就是如此，我在社区看完30个病人，如果有10个需要转诊北京中医医院，还能由我带着的团队继续为他们诊治，这样患者还会不满意吗？▲ （生命时报记者张芳）

北京安贞医院院长魏永祥打开围墙办医院

医院是一个集合体，它的灵魂是品牌，核心是人才。办医院其实和居家过日子一样，拼的是一个字“人”，两个字就是“人才”。人的兴旺程度如何，体现出老百姓对你的认可程度。都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一个医学人才更是这样。一个医学博士，从小学到毕业要23年时间，如果再做两年博士后，以活到100岁计算，相当于用去了他人生的1/4时间，漫长又不容易。但我们必须从长远着眼，不能因为缺少医生就降低分数，降低要求，这对做医生是种侮辱。所以未来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应该是一个急重症中心，一个区域医疗中心，是分级诊疗的最高级。在这里看病拼得不是数量，而是质量；这里的环境应该很优美，病人都是疑难险症，医护确确实实是救命的、治病的、保健康的，更多地去专注医疗而不是费用；这里还应该是一个圣洁的地方，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医患和谐相处。

至于互联网或互联网+，只是一个手段，一个工具，我们需要打开围墙办医院。利用互联网这个平台，更好地解放医生、护士和人才的生产力，更好地服务广大病患，服务社会。医护人员可以利用互联网营销自己的品牌、专业，对大众进行科普宣传，在线对患者进行简单的咨询指导；知名专家和教授可以利用互联网提高自己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因为利用传统手段，专家每天只能看30~60个患者，最多也就百余人，但利用互联网的“倍增效应”，辐射面可能是120个，甚至更多；互联网的信息共享和知识传播速度功能，则可以让医生同行之间相互学习、讨论，分享疑难病例时，可以通过声、像、电等动态手段，收获优质培训，得到快速成长。

同样，普通民众也可以利用互联网获取科学的健康资讯，在没得病前做好日常自我保健，看病前则利用所储备的健康知识和对疾病的认识，有选择的就医。未来，我们还可能通过APP、手机终端等挂号方式，全面实现预约制，这种“约定”将之前的盲目、无序变得有意识、有序。

但是目前，在现有的医疗环境下，每个兄弟医院的医护人员都很辛苦。安贞医院是以心肺疾病为特点的三级甲等医院，我们的产科医生下面做着剖腹产，心血管医生上面开胸做着主动脉夹层或者二尖瓣的修复，两条命活了皆大欢喜，只要一个不成功都会被认为是我们的过错。所以说，医护人员真的不容易。但是患者也不满意，说就医难、看病难。实际上，真正的难体现在优质医疗资源稀缺上。当优质医院、优质专科、优秀医生这些优质资源供给与需求关系出现不平衡时，老百姓就会不满意，现在很多时候由医务人员承受了患者的这些不满。其实，这个难也是相对的，如果能实现分级诊疗，对医疗资源进行合理化管理，优质资源得以均衡配置，政府加大基本医疗保险的投入，基本医疗保险与商业保险多元化并存，让老百姓多一些选择来防范风险，这个“难”一定程度上是能得到缓解的。▲ （生命时报记者王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