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3-09 农历甲辰年 正月廿九
当我们谈论生命尊严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有时是治愈,常常在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是长眠于纽约撒拉纳克湖畔的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个普通人,一生当中可能只会有几次机会面临生死考验。如何尊重生的价值,如何去向生命说“再见”,却是一个少有人思考的话题。3月29日,在北京大学医学部主办的“关注生命的尊严——对话医学青年”活动上,多位专家、学者从“安宁疗护”话题,延伸到我们生命终期的每一个阶段,探讨如何让所有的生命活得、生得、走得都有尊严。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书记 刘玉村教授

“安宁疗护”是最近几年的新词,原来叫“临终关怀”。一个人带着尊严来到世上,被周围所有人关注——家庭成员、医护人员。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我们一直得到呵护,生得有尊严,活得有尊严。但在当下,还有很多老人没能有尊严地离去。

我是一名外科医生,是拿着刀的人。我们更关注怎么能让病人康复,去掉他的肿瘤,而生命最后这个阶段应该交给谁呢?我的岳父去年查出恶性肿瘤晚期,发生肝转移。一般的家庭可能会不惜代价,挽救生命。我们给老人试了一个周期的化疗,没有任何效果。随后,我们选择放弃任何治疗,让他很有尊严地在家里生活。最后在医院的抢救阶段,老人发生肾功能衰竭,但我力主不做透析,尽可能让老人的身上少一根针、少一根管子,少受一分痛苦,让他安详、有尊严地离开。我认为,这就是尽了最大的孝心。

之所以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是希望传递一份开放的心态。尽孝,要尽在老人活着的时候,而不要把大量的资源、精力和时间投在本没有希望的临终时候。我希望所有的生命都能活得、生得、走得有尊严。

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副会长 苏志教授

“关注生命最后的尊严”,是一个严肃而沉重的敏感话题。长寿是每个人的向往,提高人口期望寿命更是国家和卫生部门追求的目标。但著名作家巴金老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曾说过:“长寿对我来说是一种惩罚”。

对处于生命终末期的人们,仅仅说上几句宽慰的话是不够的,更应有针对性地提供能够消除恐惧和焦虑、最大限度改善终末期生存状态的新生疗护方法。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发现人一生使用的医药费用,90%都花在了生命的最后一两年里。如何面对死亡、善待生命的最后一程,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它涉及传统习俗、社会伦理、法律规范、医学技术的可行性等。

当前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数据显示,中国每年至少有500万名病人要度过疾病终末期的煎熬。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了安宁疗护中心的基本标准和规范。据了解,全国已有不少医院积极落实标准和规范的要求,建立了安宁疗护中心。这对生命终末期的患者来说是一个福音。让每一个老人和将要进入生命终末期的人,都能够增强对生活的信心,不恐惧、不焦虑、有尊严,从容走完幸福人生的全过程,是我们的责任。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院长 顾晋教授

现代医学给我们留下很多遗憾。很多病人,我们是治不了的。我从事肿瘤外科工作,亲眼送走过很多病人。我经常想,作为医生,我们或许不能把他救回来,那么能不能让他有尊严地离开呢?我们应该为病人做些什么?

我的父亲得了胃癌。他当时跟我说:“我现在生不如死。”我每天都去看他,每天都要问他:“你需要什么东西,我给你带过来。”后来,他低着头对我说:“我需要你陪陪我。”

有一名晚期癌症患者,她的儿子特别想尽孝,花了很多钱,甚至去云南买来灵芝等补品。患者却说,儿子每天都在外面,没有时间陪她。老人清楚,自己的病根本就治不好,她更希望儿子能多陪陪自己。

抢救晚期病人,多一根管子就多一分痛苦。所以,我最终也决定,不给父亲上太多的抢救措施。其实,死也是病人的一种权利。

半年前,我接诊了一名33岁的直肠癌患者。他做过一个手术,把肛门去掉了,造口比较大,去了很多医院都说治不了。他找到我的时候,造口流脓流血流大便,确实很棘手。但他说了一句话:“大夫,我现在一点尊严都没有了。我每天不能出门,女儿都不让我抱她。我这么年轻,我求你了,我想看我女儿长大......”

这句话给了我最大的触动。作为一名医生,我工作了30年,第一次为了帮病人“有尊严”而为他做手术。于是,我和我的团队给他重新做了一个造口,创面直径大概有20厘米,效果挺好。他特别高兴:“大夫,我能在人群中走了,女儿也让我抱她了。”我们每天都在人群中走着,没人觉得这是一件大事。但对于这位患者而言,他重新获得了生而为人的尊严。

然而,这个病人还是在4个月后去世了。我从外科医生的角度,将这一案例写成文章,投给了《美国结直肠外科医师杂志》。我希望与同行们探讨,为了病人的尊严考虑,是不是能影响我们的外科决策。两周后,杂志社就刊发了,一个字没改。我想提醒肿瘤医生,关注一下每天服务的病人,关注他们的感受、疾苦、花费、尊严、真实想法和感受。在医学面前,他们需要理解,需要安慰,不求无微不至,但求实话实说。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 高杰教授

每个人的生命不一定都很精彩,但有一种方式能让生命延续下去,以另一种形式变得更加精彩,那就是器官移植。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生病了。在他临终的两年里,因为恶性肿瘤脑转移,导致半身瘫痪,下不了地。当时,我妈妈在病房里被医护人员呼来喝去。我年纪小,对治疗的选择、与医生的沟通,以及妈妈的遭遇无能为力,心灵受到了创伤。从那时起,我就决心要当医生。我想,将来我当了医生,一定要对病人、家属态度好一点。后来,我进入了北京医科大学,选择了最长的七年制。进入临床中,选择了肝胆外科,赶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开展肝移植手术,便走上了这条从医路。

有一名大二女生查出来肾功能衰竭,来到北京想做肾移植。但器官来源紧缺,到了她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也没等到合适的肾脏。弥留之际,她躺在妈妈怀里说:“虽然我的肾不行了,但肝还是好的。我愿意捐出自己有用的器官。”最后,她捐献了自己的一个肝脏和两个角膜,救治了三个病人。

一个即将结束的生命,如果能为别人延续生命,何乐而不为呢? 当有一天,死亡真的来了,我希望,自己能换来别人的新生。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宁养科主任 王玉梅教授

在我的工作环境中,死亡是每天都要发生的事情,谈到死亡,一般人都会避之不及。有人就说,死亡是“活人谈不透,死人谈不了”。在我们病房,我们每天看到的是面对死亡时的这种逃避、绝望,还有一些愤怒,甚至是极度的恐惧。它一点点在挑战着我们作为医者的脆弱,因为医学已经无能为力了。我经常在问我自己的一句话是,我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病人?

当我们看到病人最终能够跟死亡握手言和的时候,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死亡不再是冰冷可怖。我觉得这就是安宁疗护或者临终关怀的魅力所在。我们病房有一个社工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今天就想以这篇文章当中的一段话来结束今天的讲述:“我们是忘川河上的摆渡人。宁养病房是个什么地方?它是一个回顾生命的地方,一个说对不起的地方,一个表达爱、觉察爱、分享爱的地方,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和爱的地方,何其有幸,我在其中。”(本报记者 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