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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人人动手

2019-06-10 14:23生命时报字号:TT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

受访专家: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 刘建国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学系副教授 赵金镯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主任、教授 王灿发

□本报记者 高 阳 张筱悦 □本报驻日本、西班牙、法国特约记者 李 珍 王 方 陶短房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习总书记还指出,要让更多人行动起来,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生命时报》为此发起千人网络调查发现,约99%受访者支持垃圾分类,但由于分类知识欠缺,分类情况很不理想。多位专家则表示,当前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任重道远,只有打通上下游关口,才能真正从意识转化为行为,落实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一箭三雕”

垃圾分类不是小事,关系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在心。从2016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强调“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到去年在上海考察时,指出“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再到在北京考察时,鼓励老街坊们“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搞好垃圾分类和环境卫生”……“习总书记呼吁人人行动,令人振奋。你怎样,中国的垃圾分类便怎样!”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说,垃圾分类是实现减量、提质、增效的必然选择,是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市精细化管理、保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垃圾分类最直接的好处就是保护环境。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学系副教授赵金镯介绍,目前垃圾后端处理主要靠焚烧和填埋,但是焚烧会一定程度上污染大气,填埋又侵占耕地资源,破坏土壤肥力。再加上一些有害垃圾若没被分类出来,重金属、有机污染物、致病菌等就会进入大气、土壤,甚至是水源中,威胁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和生存。此外,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垃圾也在与日俱增。以上海为例,每人每天产生1公斤垃圾,两周的垃圾就能堆出金茂大厦(高度420.5米,约20万平方米)那么高。只有形成“分类-回收-利用-再生”的模式,才能在符合环境承载力的同时,保证可持续发展。可以说,垃圾分类是破解“垃圾围城”的关键一招。

垃圾分类还可带来显著经济效益。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主任、教授王灿发表示,数据显示,1吨废塑料可回炼600公斤柴油;1吨易拉罐熔化后能变成1吨高质量的铝块,相当于少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少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

试点在搞,问题不少

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全国垃圾分类工作由点到面、逐步启动、成效初显。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住建部和发改委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后,46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计划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刘建国表示,近两年,28个城市先后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公民关注度不断提升,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农村垃圾分类也如星星之火在各地开展。这几年,环保公益组织“零废弃村落”发起人陈立雯一直行走在乡间农村,手把手教农民把垃圾分类处理。她告诉记者,在大洋彼岸读书时,她就很羡慕国外垃圾分类做得好,直到2016年看到祖国也要大力落实垃圾分类,她便毫不犹豫地回国出力。她直接从垃圾分类能力较薄弱的农村地区入手,根据农村垃圾特点,分为“可烂”和“不可烂”,带着志愿者定时定点上门收垃圾,将可烂部分就地堆肥或回收到沼气池,不可烂的进行回收转运。不过,陈立雯说:“虽然垃圾分类在推进,但效果不尽如人意。”他们组织对北京市垃圾分类情况进行调查,结果与10年前差不多,基本还停留在放垃圾桶,做一些二次分拣等。而一些偏远地区,不仅没有垃圾转运系统,甚至走好远都看不见一个垃圾桶,人们都把垃圾堆在路边、墙角等地方。

记者随机走访北京一些社区后发现,垃圾分类收运存在“前后矛盾”的问题。在朝阳区金台里小区里,放置着“可回收”与“不可回收”两个垃圾桶,旁边停着一辆回收转运车,记者看到工作人员直接将两个桶里的垃圾混合倒进了车里。看见这一幕的业主李女士说:“以前我每次倒垃圾都尽量分类好,可其他家照样乱扔,连清洁工人都混装,不知道分类是给谁分的。”本报发起的网络调查也显示,约42%受访者认为,自己没有垃圾分类是因为对职能部门不信任,即使分好,清运时所有垃圾也会合在一起。

调查还显示,受访者所在小区中,58%都没有分类垃圾桶,在不按分类扔垃圾的理由中,第一位是设施不全,无法分类投放,超75%的受访者选择这一选项,而“缺乏环保意识”(67%)、“不知如何分类”(59%)、“对垃圾分类回收益处不了解”(50%)紧随其后。

“前后”制约,分类效果差

专家们表示,前端居民参与率低、准确性差,后端分类处理设施不配套、不完善,前后端相互制约,影响了垃圾分类的最终效果。具体原因有四方面:

约束缺位。王灿发称,我国虽早有垃圾分类相关立法,但只有鼓励措施,却没有相应的强制或惩罚措施。换句话说,做得好有奖励,做得不好也没损失。陈立雯也说,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角度来看,任何主体都既需要法律约束,也需要经济制约。只有对错误的垃圾处理行为予以惩戒,才能起到约束效果。但当前,别说是对个人,即便是一些原材料和能源使用大户——各类企事业单位,法律上也是缺位状态。

转运回收各关口尚未打通。我国现行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体制从20世纪80年代逐渐形成,由环卫部门等事业单位负责推动。刘建国表示,没有具体监督机构或人员,很多后端垃圾分类处理根本没有专业的处理设备甚至场地,所以才会有“前后混分”现象。终端回收利用也主要靠民间被动的废品买卖,规模小、分散化。陈立雯说,在提倡人人垃圾分类的同时,相关部门必须先将整个垃圾分类转运系统的各关口打通。

教育引导不足。刘建国说,学校、社区、企业都缺乏垃圾分类方面的宣教,很多人至今都是一头雾水。

分类知行难合一。刘建国说,人们潜意识里还是会受惰性驱使,很难养成主动分类的习惯。一方面因为感觉做起来麻烦,意识阻碍行动落实,另一方面,与设施不便民、缺乏约束等因素有关。

国内外都有经验可循

因工作原因搬迁到上海的小林(化名)告诉记者,她以前没有垃圾干湿分离的意识,经常一股脑全扔在一处,去了上海后才养成习惯。赵金镯介绍,上海市是首批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46个城市之一,垃圾分类实行“四分法”,即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从2013年开始,上海就推行“绿色账户”制度,凡正确分类投放的市民,每次投放可获得积分,积分可兑换实物或缴纳水电费等,目前绿色账户已超过600万。上海还实行定时定点投放,确立了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

浙江省杭州市作为46个试点之一,也有取得不错的效果。浙江省住建厅城建处副处长蒋智勇表示,此次指示为深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指明了方向,既有对政府的要求,也有对全社会、对每个公民的要求。他介绍,经多年探索,浙江省各地推出了多个垃圾分类方案。仅杭州市就有余杭区的虎哥模式、江干区桶长制、萧山区模式等。居民在家中派单,政府聘用“虎哥”上门收集垃圾,再经总仓分拣,最终完成资源再生。不到一年时间,已使余杭24.5万户居民养成了垃圾分类习惯。“桶长制”则是发动社会治理的自觉性,聘任街道或小区退休人员担任“桶长”,挨家挨户上门发放垃圾分类宣传册,教大家分垃圾。他们还根据住户分类投放情况给每家每户打分,分数可兑换实物礼品。萧山区利用“大数据”管好垃圾分类,挨家挨户发放小绿桶、小绿袋,桶身有每户的门牌编号和二维码,结合“生活垃圾智能监管系统”平台,每天实时监控400余个小区的投放情况。

国外,最早建立垃圾分类制度的是法国。1884年,政府就以行政命令要求室内必须有三类生活垃圾桶,分别盛装纸张布料、玻璃陶瓷废料和有机生活垃圾;1992年,法国议会正式通过《垃圾分类法》,规定每个住宅单位应设立黄、白、绿三种分类垃圾箱。如果居民不按照垃圾分类行事,市政部门可能将“违规”垃圾箱登记造册,不再回收,情节严重的还会罚款。同时,法国政府还向居民征收垃圾处理费,并从地产税、职业税中提取规定比例补贴垃圾处理企业。全国负责垃圾处理的企业近6000家,很多企业都是专项回收,比如只回收玻璃或只回收塑料,这样更利于提升回收效率。

20世纪90年代,日本还是一个刚开始摸索垃圾分类的国家。日本国会通过《废弃物处理法》等一系列法规,遏制了乱丢垃圾的局面。后来,日本制定分类制度,将全国垃圾袋统一为2升或3升的黑色塑料袋,并且每周单数日扔可燃垃圾,双数日扔不可燃垃圾,回收公司到小区回收。但是,费用由公司承担,难以调动积极性。不久后,政府便决定实施收费制度,要求居民必须购买指定垃圾袋装垃圾,并丢弃到指定地点,这样,民众就均摊了回收公司的成本。如今的日本大街上很少能看到垃圾桶,因为居民会将垃圾带回家分类投放。

西班牙也是在二十年前才实施垃圾分类制度。为了让居民接受这一规定,政府在全国各社区设立了垃圾分类指导小组,“垃圾官员”会挨家挨户分发垃圾分类的广告。海报上用有趣的漫画来吸引市民阅读,久而久之,连小孩也会监督家长做好垃圾分类。官员还监督餐馆,如果发现分类不合格,会开出罚单。在硬件配备上,政府投入也很大。各大城市中,每隔20~30公尺就有一个食品垃圾桶和一般垃圾桶,每隔60公尺左右就会有塑料、玻璃、纸张三种不同的分类垃圾箱。

因地制宜,养成分类习惯

培养居民垃圾分类的好习惯,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因此,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强引导、因地制宜、持续推进,把工作做细做实,持之以恒抓下去。

加强宣传教育引导。陈立雯说,垃圾分类不只停留在口号式的宣传,要做通“人”的工作,做好前期铺垫和准备,提前告知群众,让政府和各利益相关方联动起来,才能事半功倍。垃圾分类不仅要告诉公众该怎么分,更应该帮助他们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比如通过参观垃圾场、观看影片,让公众树立起责任感。王灿发建议循序渐进,从简单的干湿分离开始,等人们的习惯或意识逐渐养成后,再进行更细致的分类。

法律法规强制约束。立法是必要且关键的一步。王灿发建议,各地区要因地制宜,颁布自己本地的垃圾分类法律,建立网络化追责系统,明确垃圾分类权责和奖惩规定。例如,上海就规定“个人混合投放垃圾,今后最高可罚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企业从源头节能开始。陈立雯认为,企业作为庞大消费需求的源头,做好节能很有必要。在生产阶段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奢侈耗材。比如毛皮、玻璃、金属等材质就十分浪费资源,给末端回收利用也带来负担。加工和消费阶段要简化包装,比如服装、烟酒、饮料等不要过度包装,快递业减少塑料袋、一次性包装盒、快递盒使用。

提高垃圾分类管理技术能力。推行垃圾分类,首先要投放充足硬件设施(垃圾桶、垃圾回收车、垃圾站等),实现准确投放。但是,后端处理能力不足依然无法真正实现垃圾分类。有关部门要加强中端分类转运、末端科学处置的管理和创新。例如,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卫生填埋处理厂、餐厨垃圾处理厂、再生资源处置场、危废物品综合处理厂和建筑垃圾处置场等场所。在农村,餐厨垃圾处理有天然优势,可利用好氧高温堆肥技术,将餐厨垃圾、动物粪便等转化为有机肥,实现养分资源循环利用。

赵金镯呼吁,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喝完的易拉罐、矿泉水瓶等塑料制品不要随意丢掉,可以收集起来,卖给回收站。旧报纸、旧报刊统一收集起来,办公单位可集中回收、二次利用。购买食物、化妆品等消费品时,不要追求奢华繁琐的包装,尽量购买简装产品,例如购买简装粽子、月饼,买化妆品时,可买替换装。平时的生活垃圾要做到“干湿分离”,卫生巾、厕纸要封口装好。过期药品、针头等有害垃圾要分类投放,不要与食物和其他垃圾混在一起。装修渣土和废料要单独装袋,可以主动联系建筑垃圾回收部门,上门回收。玻璃、灯管、镜子等尖锐制品要用纸包起来,避免伤到回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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