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媒体上刊登公告，向“亳州兴邦公司集资诈骗案”19名原判有罪的被告人道歉，“为他们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为在刑事司法中蒙冤受屈者专门发布公告，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安徽高院此举属开风气之先，体现了法律的审慎以及对生命和人格尊严的尊重，得到了舆论的一致点赞。但与佘祥林、赵作海、张氏叔侄、呼格案等一系列最后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给予国家赔偿的冤案一样，人们在为真相大白、蒙冤者重获自由和名誉而庆幸之余，也会思考一个沉重的问题：法律如何才能不冤屈生命。

坦率讲，从古至今，自从有国家与司法以来，冤案作为司法之“癌”，一直伴随人类，中外莫不如是。在美国，冤案同样频频被披露，许多专家预测，监狱里可能还关着更多蒙冤受屈者。因此，美国社会一直活跃着民间洗冤组织，实实在在地纠正了不少冤案。

冤案有复杂的生产机制。有些因素是客观的，比如由于人类认知能力和科学技术的有限性，无法识别定罪证据中存在的瑕疵；但更大程度则是观念的原因，并体现为刑事司法运转上的机制性或体制性因素。其中有些是受害者的压力，在一些案件中，受害者家属或亲人会严重干预和妨碍司法人员；但更多的是刑讯逼供，在我国被媒体披露并最终证实的20余起冤假错案中，无一起不存在刑讯逼供，审讯中对人的尊严和生命的漠视，令人震惊。

但无论是客观还是主观因素，最后都体现为刑事司法运转机制中的缺陷。“命案必破”的刚性约束与相对落后的办案手段和环境，以及部分刑侦人员本身法治和人权观念的淡漠，导致刑讯逼供频发；在刑事司法的流程中，法律明确规定的公检法“相互配合、相互制约”，最后变成了重配合、轻制约的刑事判决流水生产线；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地方党委政府甚至个别领导干部对司法个案的不当干预，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冤案产生后，申诉机制的功能不畅，也使我们丧失最后的矫正机会，导致冤案的发现多系偶然，而非制度性的冤案纠正渠道。

每个时代，人民都期待安居乐业，这里的“安”，不仅意味着不被犯罪侵害，还意味着不被无辜入罪。无论多么艰难，海晏河清都应是法治的理想，而不冤屈生命则是必须秉持的底线。这要求我们，一方面必须在持续不断地改良刑事法治的同时，建立制度性的刑事纠错机制，将冤假错案概率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在此之前，我们起码应像安徽高院那样，有道歉的勇气与和解的智慧。▲ （《环球法律评论》杂志副主编 支振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