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省代表团参加审议。习总书记指出，一定要生态保护优先，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保护好三江源，保护好“中华水塔”，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总书记强调，我们不能欠子孙债，一定要履行好责任，为千秋万代负责，要有这种责任担当。本期，《生命时报》特邀环保专家，请他们谈谈如何避免“先污染，后治理”，完成生态保护这项艰巨的任务。

让环境“拐点”来得早一些

工业革命以来，欧美国家主要是依靠能源、淡水、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投入，来支撑其经济的发展。中国在发展初期用要素高投入支撑驱动高增长方面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依靠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投入的高增长，支撑了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但因为资源供给不足，环境质量已经恶化，这条粗放的发展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

可以肯定的是，人类的生产经营活动对自然界的干扰是史无前例的。尽管自然生态环境有再生的恢复能力，但人类的过度开采和过度污染，已越过了环境容量再生自净的不可逆临界值。目前，已经出现了很多征兆，比如，雾霾、水土污染以及全球气候变暖。自然资源在显著减少，生态系统在退化，这都是不争的事实。简单来说，生态环境本身是一种资产，而我们正在透支。

“先污染，后治理”，这样的一条路不可回避，有其必然性。环境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假设———库兹涅茨环境曲线，其核心就是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会出现对应的环境质量状况。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环境质量可能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恶化，代表污染状况的环境曲线上升；但到一定的“拐点”时，环境质量又有可能随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改善，环境曲线逐渐下降。而我国依然处在库兹涅茨环境曲线的上升阶段，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仍在进行，城市化的进程仍在继续，资源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会逐步下降，但绝对数量在一段时间内依然很大，我们的经济发展还离不开资源的消耗。

那中国什么时候才能达到“拐点”？我们只能继续以破坏环境为前提，来达到经济的增值吗？答案是否定。

西方发展国家已经走过了库兹涅茨环境曲线中的峰值，它们的发展路径也能给我们诸多启示，即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不应被割裂。如何调整经济发展路径，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攫取，使“拐点”来得早一些、低一些，污染的峰值早于和低于发达国家历史上的水平？这一点，是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应努力去做的，是发展路径的创新，也是中国对子孙后代和全人类的贡献。

而减少经济对资源的依赖，其根本在于“转方式，调结构”。我们必须要做一个转折，从工业化时代步入知识经济的后工业化时代。提高经济效率，创新发展路径。避免竭泽而渔的农业、工业生产，发展生态经济。

此外，我们应该牢记，从自然资源资产的观点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当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容易出现通过过度掠夺自然资源发展经济的现象，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因此，我们应该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群体，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发展战略。例如，给农村地区提供更多生态经济的发展机会。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城镇化，让农民变成市民；建设现代农业、生态农业，或者是休闲房地产，甚至直接发展旅游业和服务业，而不一定都要一哄而起地去发展重化工业，开辟更环保的生财之道；同时，教育也必须跟上经济发展的脚步。

保护生态，不欠子孙债，这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正在转变，经济发展水平也在逐步提高，国民的环保意识在逐渐增强，这也是一个必将实现的目标。▲（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 邹 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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