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卫生法学副教授  王 岳

最近，我看到两起骇人听闻的医学界丑闻。第一起是美国一家知名抄袭监测网站发现了“世界科学史上最大规模的英文论文造假公司”，该公司与巴西一个SCI杂志默契合作，收费后，为中国学者发表大量涉嫌抄袭、造假的论文。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许培扬揭露，大量中国大陆医生的论文投到这个期刊，占该期刊发表论文总量的一半以上。

第二起是，国家食药监总局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月21日，因临床试验数据不真实、不完整等问题，总局不予批准的、药企自查申请撤回的药品注册申请高达1184个，占要求自查核查总数的73%。工作人员直言，有的企业故意瞒报、漏报不良反应记录，对达不到预期的试验数据进行修改。

我认为，用“谋财害命”形容两起医药界造假行为并不为过。试验药物数据造假，可能让原本存在潜在风险的药品被政府批准上市，无疑会给无数用药人的生命安全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医学论文造假的危害是潜藏的，也很严重，其他同行可能会参照造假研究成果进行类似临床行为，甚至以此为基础开展新的研究。

医药界造假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是目前我国对临床工作人员的考评指标过于急功近利，过于考虑经济指标和论文数量。医院管理者为了“排行榜”名次靠前，简单粗暴地把“指标”压到医务人员身上。实际上，很多临床工作人员并不具备科研能力，赶鸭子上架、强调科研数量而非质量的考评标准，自然逼迫临床医生集体造假。畸形的考评指标还使临床医生没时间“临床”，反而不得不泡在实验室中，最终搞的主任医师不会看病，教授不会讲课，都只会做试验发论文。

内因是医生遴选机制出了问题。我们的社会忽视了对孩子进行敬畏生命的教育和宣传。我们遴选出的医学生中，有一部分没有公益心、同理心，也不诚实守信、热爱医学，便已踏入医学殿堂。我认为，当务之急，不是培养机制的完善，而是如何让医学教育回归到职业教育的范畴，遴选出适合做医务人员的年轻人。就像房子漏雨，单纯擦地解决不了问题，应尽快把漏雨的地方堵住才行。这是摆在医学教育工作者面前最急迫的课题。

想要减少医药界造假，我认为，应尽快改变对临床医务人员的考评机制，为专心临床工作的医生、护士留出临床职称出口，弱化科研成果要求，强化临床技能和患者满意度的要求。

另外，诚信固然是每个人内生的行为约束力，但医疗行业与广大公众的生命安全息息相关，所以除了靠自律，也必须用法律这种外生约束力加以管控。但目前，我们有些法律规则确实不健全，让违法者没有得到应有的惩戒。我呼吁，必须完善现有法律制度，特别是刑事立法。上述两起行为会对公众生命安全造成较大损害，足以追究相关医务人员的刑事责任。应通过修正案，在刑法中明确具体罪名，以加大当事人不诚信、违法的犯罪成本，情节严重者应终生禁止从业。

最有效的方式就一条——零容忍！我们应像中央处理“辽宁贿选”一样，拿出勇气和决心，将所有涉及造假的当事人逐一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