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中国健康教育中心指导，环球时报、生命时报主办，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支持的“迎接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媒体沟通会暨健康促进与媒体责任论坛”在北京召开。

会议发布了“健康中国•共同行动”倡议书，呼吁全社会积极参与，共同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现人人享有健康而奋斗。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记协特邀理事、人民日报前副社长何崇元，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司副司长宋树立，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主任李长宁，环球时报副总编、生命时报社社长吴天红，北京师范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喻国明，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朱善宽，CCTV《健康之路》栏目制片人田丰歌等出席论坛，并代表政府、学界、媒体在倡议书上签名。此次沟通会也为即将于11月21日~24日在上海召开的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进行了很好的预热。

沟通会上，嘉宾们还围绕“健康促进”和“媒体责任”两个主题进行了探讨，既有主旨演讲，又有圆桌对话。嘉宾们认为，推进全民健康，政府要引领方向，医学专家要恪尽职守，企业要发挥社会责任感，媒体则要搭好平台，通过整合力量，共同为促进健康出力。 ▲

“健康中国•共同行动”倡议书

落实中央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迎接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召开，推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现人人享有健康，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参与。在此，我们郑重倡议：每个社会职能机构要树立健康促进理念，推动落实“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恪尽职守，为人民健康而努力；每个卫生工作者要做百姓健康守护者，敬佑生命，积极投身健康科普，将所学知识惠及更多百姓，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每个企事业单位要将员工健康放在第一位，学校要做好师生的健康促进工作，相关企业要强化社会责任感，为消费者生产健康安全的产品；每个媒体人要坚守良知，传播科学、权威知识；坚守职业道德，敢于发声，净化健康舆论环境；每个公民要关爱自己和家人健康，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努力做到少得病、不得病、早发现、早治疗。健康与生命相连，生命靠健康促进。让我们行动起来，全民发力，共同为推进健康中国而奋斗！

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副司长宋树立用长征精神建设健康中国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10天倒计时。今年是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模式转变，建立大健康、大卫生格局的关键一年。

健康对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空气、土壤、水、食物、卫生服务、健康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等都涉及健康。构建健康中国就是要形成一种共建共享的大格局，把人的健康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来考虑。保障人民健康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也是每个公民应享受的权利，从这个层面理解大健康、大卫生，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才能落到实处。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高人的健康素养，做好健康促进工作，是保证健康最经济、最有效、最根本的手段。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对健康教育工作者来说是很好的机遇。健康教育必须依靠立体式、全方位、多层次的健康传播体系，媒体应当仁不让地肩负起这个使命，让科学的健康理念占领阵地，让伪科学、假大师们无处藏身。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长征胜利启示我们：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我们的信仰就是用我们的力量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本着这样的决心和责任，我们要用长征精神鼓励自己，让大健康的火种形成燎原之势，为健康中国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环球时报副总编、生命时报社长吴天红健康传播是民心工程

今天这次大会是为了落实中央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同时也是对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召开最好的预热。

作为媒体人，我们从没像现在这样感觉到健康传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党和国家将“人民健康”放在了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但目前，实现全民健康还困难重重，阻力不少。一方面，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到了啃硬骨头的攻坚期；另一方面，百姓渴望空气好、吃得棒、少生病、活得长，但大家的健康素养、信息甄别能力仍有待提高。

健康传播是一项民心工程。媒体不仅要传播权威、科学的健康知识，还得让百姓听得懂、用得上，细水长流、润物无声，一点一滴地让科普融入生活，改变生活。《生命时报》创刊13年来，心怀良知与责任，放眼国际前沿，坚守内容品质，探求创新之路，一直致力于改善国人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

本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提出“人人享有健康，一切为了健康”。健康促进事业可持续，才能顺应世界健康发展的新趋势。我真诚地期待，所有媒体人激活大爱大善的情怀，一条心，抱成团，与政府、专家、优秀企业强强联手，共同为健康大声疾呼，消除不真实、不科学的杂音，努力提高百姓的健康素养，助力健康中国的各项指标在2030年得以实现。▲

安利（中国）公共事务总监王汝华倡导“营养+健康”生活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一年，我们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对健康的关注度日益提升，利好政策不断释放。

大健康产业是健康中国的经济基础之一，作为全球营养保健食品的领导品牌，安利纽崔莱一直致力于用优质的产品、面对面的个性化服务，以及市场培育和市场宣导“三位一体”的举措，帮助中国消费者培养营养健康意识，并促成他们行为、习惯的改变。

我们倡导“营养+健康”的生活方式。从2001年开始创办的“健康跑”，到2012年开始支持赞助的“营养中国行”项目，都希望通过政府、专家、媒体的共同发声，帮助公众提升健康意识并践行到生活中。

此外，我们还在全球设立顾问委员会，与世界顶尖的科研机构和学者定期沟通最新成果，支持能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研究。2014年，安利纽崔莱为斯坦福大学“健康生活实验室”项目资助1000万美元，支持他们系统深入地研究生活方式、环境因素等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朱善宽控制危险因素能防50%以上的慢病

目前，慢病已成为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要杀手。心脑血管疾病、癌症和呼吸系统疾病占总死亡原因的80%。影响寿命的十大危险因素中，高血压、吸烟、肥胖等大部分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通过控制危险因素，特别是和生活方式相关的危险因素，可预防50%以上的慢病。

健康素养较低，是生活方式不健康极其重要的原因。世界卫生组织把健康素养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国民健康水平的重要参考依据。然而，《2013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报告》显示，中国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为9.48%，与2030年达到30%的目标还有距离，形势严峻。

对比2013年和2012年健康素养的调查结果发现，我国居民的基本知识、慢病防治素养等有所提高，但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的比例却下降了，这是典型的“知易行难”。在我们看来知识水平较高的大学生，结果也不容乐观，慢病预防素养尤其薄弱。

数据显示，87.53%、59.12%的公民分别从电视、报纸获取科技信息，可见媒体传播正确健康知识的重要性。提高公众健康素养，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政府部门应发挥导向作用，就像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媒体应发挥桥梁作用，积极传播正确观念；个人和家庭要塑造自主自律的健康行为，如合理膳食、控烟限酒等；专业机构应加强自身建设，多和国外一流大学合作，开展行为干预方法和适宜技术研究，总结推广健康教育工作经验。▲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喻国明“动之以情”比“晓之以理”有效

媒体传播决定着社会的视野。以健康为例，如果健康问题不能以正确的形式进入社会视野，那么人们对健康的认识和判断就会出问题。媒体传播还会影响社会议程设置，进而影响人们对不同事物的关注度、判断力等。一个好的媒体，在这方面应该有他的责任和担当。

健康传播，“晓之以理”远不如“动之以情”有效。在社交媒介崛起的背景下，有效的社会传播不但要遵循大众传播规律，更要遵循人际传播规律，表情、语气、姿态甚至距离，都会对传播效果产生重大影响。传统的传播模式几乎没有这些非逻辑、非理性因素，使很多传播陷于“有价值而无魅力”的状态，死在社会传播的“最后一公里”。

有人会认为，健康传播就应该是摆事实、讲道理的理性传播，情感和关系没有用。但是，如果健康传播融入不到更多的关系背景、情绪场景中，再有价值的健康传播，都有可能被张悟本那种非科学传播顶替。逻辑是对精英分子讲的，想要动员社会、说服社会，光靠理性和逻辑是远远不够的。对民众来说，能让他们产生关系认同、情感共振，才能打动人心、争取人心。▲

在随后的圆桌论坛环节，生命时报社副社长兼执行主编丁文君与8位参会嘉宾进行对话，深入探讨了“健康促进与媒体责任”的相关问题。

丁文君：健康促进是一个非常复杂、系统的工程，并不是一个人或通过一件事就能完成的。请问宋司长，从政府层面看，在健康促进方面，您觉得哪一项或者哪几项工作是我们目前迫切需要做的？

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副司长宋树立：第一个是推动“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不只是卫生政策，而是在所有公共政策中，我们都要考虑健康因素。无论经济发展、社会治理，还是项目工程和规划，都要把健康作为一个核心要素。第二个是要提高公民健康素养。健康促进不仅是政府、国家、专业机构的责任，更是公民个人的责任。我们要意识到，提高个人健康素养水平，对促进整个社会健康发展是非常必要的。第三个是要跨部门行动。健康是卫生主管部门的重要责任，也是社会各个部门的职责。

丁文君：朱善宽院长在演讲中提到，中美学者共同参与了“健康生活实验室”这一研究项目，马教授也是项目的研究人员。在健康促进或健康生活方式的改变方面，中美之间有什么共识，又有哪些各自的特色？中国应该从哪里入手改善？

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马晓光：目前，全世界对身心健康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定义。我们的第一个共识就是想通过“健康生活实验室”这个项目，重新定义身心健康，探求影响身心健康的因素；第二个共识是培养公民科学家的理念，我们希望在中国和美国同时培养10000个公民科学家。

在这个项目上，中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首先，在调查方式和调查内容上，我们把居民邀请到实验室，对他们进行全方位的身体检查和测量。这一方式，可以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他们的身心健康状态。其次，我们融入了中医理念。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了解中医与健康生活方式以及身心健康之间的关系，尝试把它作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一个手段。

丁文君：王总在致辞中提到，“健康生活实验室”项目是安利资助的。为什么安利要参与这个项目？在健康促进方面，企业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做出哪些贡献？

安利（中国）公共事务总监王汝华：安利非常荣幸能赞助一个引人瞩目的全球项目。这个项目要解决的问题及其核心思路，同今天的主题非常契合。我们想通过资助这个项目，为全球健康促进事业提供支持。我认为，对人群进行长时期、多因素的跟踪，了解生活方式、环境因素等与身心健康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安利纽崔莱是一个有着80多年历史的全球营养健康领导品牌，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使人们的健康意识得到提高，健康水平得到改善，更好地理解保健食品对健康的好处。在发现早餐成为影响国人营养健康的大问题后，我们启动了“营养从早餐开始”活动，希望通过媒体传播与社群活动，帮助每一个家庭培养好的早餐习惯。从产业角度来讲，通过产品和活动帮大家养成一种良好的生活方式，是我们能做的最大贡献。

丁文君：其实媒体和企业有着同样的理念。媒体希望通过健康传播把好的知识传播给百姓，我们提供的是精神食粮；企业提供的则是实实在在的安全食品和药物。我们都在致力于公民健康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健康素养的培养，让百姓活得更健康。接下来我想跟汤主任聊一聊，广东地区是如何因地制宜开展健康促进工作的？

广东省健康教育中心主任汤捷：首先，在健康教育方面，无论专业机构还是媒体，都需要形成一个良好的规范。为什么现在传播正确的健康教育信息这么难？专业机构要传播一个正确的健康理念，在人力物力上是有限的，但媒体的力量是无穷的，一旦错误的观念被传播出去，就可能把谎言变成了老百姓眼中的真理。因此，媒体要成为宣传正能量的表率。其次，要建立一支权威的科普队伍，目前我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近2000名专家的权威队伍，并不断对这些专家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科普技能。再次，政府要有发言人制度。这个制度不仅要针对国家的政策和法规，还要在健康谣言出现时发挥作用，通过传统媒体代政府发声。最后，健康传播的方式必须趋向现代化和艺术化，比如在电视剧里融入健康知识。健康教育要让知识接地气，尤其要让农村等基层的人也能看懂、读懂、听懂，并运用到日常生活中。

丁文君：健康传播不仅需要正规的平台，还需要一支专业的科普队伍，媒体对此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下面我想请四位在传播方面非常有经验的嘉宾，就“健康媒体在健康传播中应负起怎样的责任”及“一个好的健康媒体应该具备怎样的标准”两个话题进行探讨。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健康传播部副主任肖瓅：媒体要做好健康促进工作，重点在于了解健康促进的理念是什么。健康促进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比如健康的公共政策、健康的支持环境、社区的行动、个人技能的提升及卫生服务的调整等。我觉得媒体在这些领域都大有可为，应该成为重要的发声者。以控烟为例，无烟立法的推动离不开媒体的发声，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善和健康知识的传播也离不开媒体的发力。所以，媒体对健康促进理念的扩散与提升责任重大。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从事健康传播多年，和不少媒体打过交道，其中就包括《生命时报》。我合作过的媒体伙伴都非常负责，他们守住了科学底线，为人民健康和整个社会付出很多，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真实、客观”就是标准之一。

从我们中心自身工作来说，在宣传司指导下，我们做了很多健康传播的实际工作。比如我们中心就在具体执行朱善宽老师提到的提升健康素养任务。为了给媒体提供权威科学的信源，我们开发了健康传播材料，也形成了科普资源库、专家库。此外，我们正在宣传司的指导下，开发健康科普信息的传播指南，希望它能为广大媒体提供一些帮助。

在我看来，一个好的媒体就是能和我们专业机构合作的媒体，能把我们权威的科学信息传播出去的媒体，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只有通过专业机构、权威专家和媒体的精诚合作，才能解决信息孤岛问题。我们会积极配合大家一起合作，做好健康传播工作，助力健康中国的建设。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喻国明：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实际是“对症下药”的问题，或者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问题。通俗地说，就是要更加深入到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个体，才能更好地把健康传播进行下去。在这中间，数据的使用非常重要。奥巴马曾讲过一句话，20世纪产业的战略性资源是石油和能源，21世纪就是数据。谁掌握数据，谁就掌握了需求；对数据了解越多、理解越多，对市场用户的理解就会越多，并能最终使用数据找到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

大数据可以做很多事，比如我们把北京110报警大数据整合，可以做出一个北京市的治安形势地图。类似的，健康促进传播领域也有很多大数据，只要把资源开放出来，不需要我们额外投入，甚至不需要政府投钱，就可以为社会做更多的事情。比如，隐去姓名使用三甲医院的病例数据，对患者的得病史、患病类型及居住地区进行大数据分析，立刻就能知道现在什么地区或什么职业可能会得什么病。这样对症下药的方式也许能更深层次、个性化地解决健康教育问题。

现在的大数据多掌握在政府手里、企业手里，有能力做数据的研究者掌握非常有限。所以，我们进行健康传播、健康促进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在于能否用一种法治、安全化的方式，把有效数据信息开放出来，这对健康促进工作会是非常好的福利。

CCTV《健康之路》栏目制片人田丰歌：《健康之路》已经20年了，做了这么多年的传播，究竟传播力有多大？有一次我去洗牙，听到前面的老太太跟医生聊天。医生问：“你为什么来洗牙？”老太太说：“因为我看了《健康之路》，我牙齿出血的问题通过洗牙能得到改善。”那一刻，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是有价值的。健康传播的价值是让人有获得感，传播对别人产生了影响才是健康传播的终极目的。

其实，健康传播内容就是这么多，年年岁岁谈的都是这些。我们苦口婆心做教育，做的就是人际传播，起码通过有效传播，能让一个人改变一个习惯。比如，让他明天放盐少一点，老人能主动体检；或者他看了电视，能理解医生的不易，能在看病时多一点理解和耐心。如果一个电视节目能让一个群体产生生活上的改变，就是我们的目的。

环球时报社社务委员董南：作为健康教育工作者，我有一个很强的感受，公众对健康的需求其实远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强烈。很多人可以为“9•11”新闻排队买一份报纸，却未必愿意为健康排队买一份报纸。

现在我们讲健康中国，的确是人心所向。经济慢慢发展起来，人们对健康有了更多需求，但怎么评价大家的需求还值得认真讨论。比如，我赞同用大数据了解受众需求，量身定做传播信息，但健康需求有时也不能完全迎合老百姓的要求。 我想活到120岁，你给我推一个东西，说每天走2万步就可以达到，这还是不太现实。因此，我们需要一些宏观层面的管理或者行业自律。媒体首先要守住“坚持科学”的底线。在这个基础上，通过新媒体去传播，用情感打动人，就可以形成锦上添花的局面。

丁文君：现在健康中国已经上升为了国家战略，这意味着未来15年，健康促进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健康媒体也将会有很多事情要做。论坛的最后，我们希望宋司长再做一个结束语，为媒体未来的发展提一些建议和要求。

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副司长宋树立：没有一个媒体想发一篇烂稿、一篇遗臭万年的稿子，每个媒体都想做好自己的工作。作为一个行业人，我时常问自己，我们要为媒体做什么。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从2012年开始做“健康传播激励计划”项目，就是为了帮助媒体了解卫生计生的政策和知识。我们给媒体开讲座，带媒体到基层了解情况，还让媒体与医疗人员角色互换，以帮助媒体更好地宣传报道。相比媒体，我觉得我们要做的事情更多。对于媒体，我们会张开怀抱，希望媒体跟我们多联系、多沟通，我们和专家一起与媒体合作，把健康传播做好。

丁文君：谢谢宋司长，我们希望媒体都能做好这个平台，能在政府、企业、机构、专家和普通百姓间建立起一个桥梁，做好上情下达工作。只有这样，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才能顺利开展。再次感谢几位嘉宾，谢谢！

生命君认为，推进全民健康，不能仅凭一己之力；实现全面小康，不只是某个行业的事。媒体有责任搭台，整合力量，共同为健康大声疾呼。全民健康少不了每一个人的加入，这份掷地有声的倡议书，是一个重要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