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专家：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办公室主任、中日友好医院医务处副处长  卢清君

本报记者 张健

新冠疫情期间，医院资源紧张、感染风险高，远程医疗跨越了时间和距离的阻隔，不仅在疫情防治中发挥重要作用，也让患者在第一时间得到医疗帮助。

疫情促进远程医疗发展

从今年1月疫情暴发以来，武汉协和医院第一时间开辟了5G远程会诊室，将武汉前线“战场”与北京专家团无缝衔接；解放军总医院与武汉火神山医院开展远程会诊，为患者救治提供远程指导和技术支持；援鄂国家远程医疗队组织完成多场海内外多学科远程会诊……此外，很多公立医院的门诊改为预约制，限制每日门诊患者数量，并紧急上线互联网医院平台，提供远程问诊和病情咨询等服务。很多医药电商开展的互联网平台也出现业务量猛增的趋势，在线心理咨询、发热咨询、疫情动态发布等，成为医院以外的另一个重要防疫“战场”。

“此次疫情极大地促进了远程医疗的发展。”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办公室主任、中日友好医院医务处副处长卢清君感慨道，以前，多数医院的信息化建设停留在“数字医院”“智慧门诊”层面，主要提供挂号、导诊、结算及病历管理等基础服务，在提升医院管理质量和效率方面发挥更多作用；疫情暴发以来，各医院加速了搭建远程医疗建设的进程，才使在线问诊等真正面向患者的互联网诊疗服务得到发展。以北京为例，疫情前北京市只有6家医院有互联网诊疗资质，疫情暴发后第一周，政府就审批了40多家，现在将近已有50家医院具备资质。

在世界各地，远程医疗的发展障碍仿佛在一夜之间消失。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最新报告指出，疫情期间全球远程医疗快速发展，2020年全球远程医健服务将增至2500亿美元。新冠疫情使网络视频和移动通讯等多种远程就诊模式快速成长，远程诊疗提供者从57%增长到64%；用户认可度明显增高，从2019年的11%上升到目前的76%。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前，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韦克斯纳医学中心使用远程医疗的患者不到1％，但在疫情暴发的几周内，远程医疗占比达60％。英国国民保健署国际事务总监莱拉·麦凯表示，在隔离期间，英国涉及基本医疗的远程问诊已达每天120万人次。

远程医疗不是无所不能

“‘互联网医疗’‘互联网医院’‘智慧医疗’‘在线问诊’等，‘炒概念’的居多，正确认识远程医疗内涵，合理期待，才最关键。”卢清君告诉记者，欧美国家的医生是自由执业，而我国对诊疗行为实行严格准入制度，即我国开展远程医疗的机构必须申请互联网医院准入，具备资质，医生要注册到医院。一些企业提供的互联网医疗服务，只是借助“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概念，进行了过度浮夸的渲染，打了擦边球。例如，有平台宣称，患者在咨询症状后，就会推荐用药和治疗方案。事实上，这仅仅属于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信息咨询服务的范畴，是非医疗行为，平台没有互联网诊疗资质，其“建议”需谨慎对待。没有开正规处方的咨询不是真正的远程问诊，而且我国也有明文规定，首诊不能采取线上问诊形式。还有些宣传让人们误认为“不出门，什么病都能在网上看，我只要点开某个手机APP就行。”这是不可能的，远程医疗基于通讯工具而诞生，互联网本身存在局限，决定了它不可能解决医疗上所有难题，患者检查、打针、手术等一系列问题都要线下诊疗。

2018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了《卫生健康委中医药局关于印发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等3个文件的通知》，对各类概念进行了明确归纳。远程医疗，国际通用的英文单词是Telemedicine，含义广泛，包括互联网医院、远程诊疗、互联网医疗、远程会诊、在线问诊等相关概念。但在我国政府文件中，远程医疗范畴很小，指各医院间的医生协同作用的形式，主要包括远程会诊等。

在线诊疗，涉及两个概念：一是互联网诊疗，指医疗机构集合本机构注册的医师，通过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开展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复诊和“互联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远程医疗的“B2C模式”，即医院远程直接对接本院患者；二是互联网医院，医疗机构自身或与企业共同搭建互联网医院平台，除本医院医生外，还可集合其他医疗机构的医生为患者提供诊疗服务。它与互联网诊疗之间的最大区别是能否有其他医院的医生当“外援”。“互联网医院对基层，尤其对县级以下的基层医疗意义非凡。”卢清君说，基层医疗机构在管理慢性病患者时，如果技术、能力不足，可利用互联网医院邀请其他医院的医生帮忙完成诊疗。

配套政策还需细化

目前，医院间的远程医疗模式已相对成熟，而面向广大患者的“B2C”模式也迎来发展机遇。“疫情期间居家隔离，让大家意识到远程医疗的优势，也更加接受这种远程诊疗服务。”卢清君预测，如果远程医疗能规范化发展的话，未来两三年内就能带来明显的积极效益，不仅会提高医院、医生的交流效率和资源利用率，还会促进分级诊疗，便利患者就医。此外，远程医疗也能降低医疗成本。2019年北京市医疗机构诊疗人次数超过2.6亿人次，其中外地患者约占1/3。这背后的交通、安保、餐饮、住宿等成本难以计数，如果通过远程会诊、复诊等，可大大降低患者医疗费用和基本医保报销的负担。据估算，同样的病和类似治疗方案，在北京大医院和地区县医院治疗，费用至少相差1万~1.5万元。

卢清君提示，多数大型公立医院已获得互联网诊疗资质，建议患者初诊后，尤其是异地就诊、患慢性病的患者，可与主治医生沟通，是否可依托相关平台进行线上复诊，这样患者就不用再跑医院，在家就能开具处方，完成诊疗。不过，大家要理性认识，虽然网上能找到“大专家”，但不能本末倒置，疾病初诊还是要到当地医院就诊。互联网医疗咨询服务无法替代问诊，服务质量也难以把控，不能盲目依赖。

远程医疗还需进一步落实和细化配套政策，才能让患者真正体验到好的医疗服务模式。卢清君表示，相关部门应对依法执业问题加强监管。疫情期间，铺天盖地的互联网义诊，宣传互联网什么都能解决，线上就为患者提供用药建议等，这些行为都要加强行政监督管理。另外，远程医疗医保报销等政策性问题、医生互联网执业的人事管理问题等也都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