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身于一个民主人士家庭，祖父是县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父亲是人民教师。我家虽在城里，但家庭成员多半是农民。城市的喧闹，农村的繁忙，祖父的乐善好施，父亲的两袖清风，都在我的少年时代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于1958年上小学，多病又偏食，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恰逢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身材十分瘦小。1964年考入滕县一中时，体重仅有24公斤，身高仅一米二。但我学习十分努力，初一时7门功课平均96分，成为全年级第一名。那时特别爱好数学课，每次都是满分。青少年都有自己的偶像，我最崇拜华罗庚，希望能像他那样，将来做一个有名的科学家。但随后的文化大革命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1970年6月，我高中毕业后，回家种地，当上了生产队的卫生员，从小队到大队，又到城关镇卫生院，一直到1973年进入山东中医学院学习，从此与医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文化大革命仍在继续，我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牢记“既不要务广而荒，也不要薄涉而止，谦虚谨慎，刻苦学习”的家训，争取当一名合格的医生。

1976年12月，我被分配回家乡。作为家乡唯一的山东中医学院大学生，我家又在城里，本应安排进县中医院，但却被分配到了新成立的滕县医学科学研究所。医科所刚刚筹建，地址在城东龙泉塔下，只有所长、会计和我三人。当时一方面进行基建，一方面负责《滕县科技》杂志的编辑工作。后由于整理老中医经验，我有机会跟随李光耀、李兴邦、赵宪瑞等名老中医学习，东到山亭西到岗头，从山区到湖边，遍访滕县名医，一边随他们看病，一边整理他们的经验。不仅学到了实际本领，他们高尚的医德也深深教育了我;而且山区、湖边农民因病致贫，贫病交加的痛苦，更使我难以忘却。从那时起，“选择最简单的方法，应用最便宜的药物，争取最短暂的时间，治愈最难治的疾病”便成为我行医的座右铭。

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国家又恢复了高考和研究生招生，熟悉我的老师也来信，希望我报考第一届中医研究生。科学的春天来到了，面对这难得的机遇，在兴奋之余，我抓紧复习。高高的龙泉塔下，我度过了难忘的日日夜夜……功夫不负有心人，我顺利通过初试，赴济南参加复试。

参加复试的有22人，只准带笔进入考场，单人单桌，4个老师巡视。不知为何，监考老师常常在我身边停留。和初试一样，答题十分顺利，再经面试，最终考取了全国名医周凤梧教授的研究生，成为他的开门弟子。这时老师才告诉我，由于我初试的专业课答卷，许多和标准答案一字不差，竟怀疑是抄袭所致。因此在复试中，监考老师特别注意我;但复试答案仍和课本分毫不差，这才使老师们信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实际上，良好的记忆来源于苦学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