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内科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解放军总医院呼吸科教授 刘又宁

在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AIDS）曾是一个非常令人恐惧的疾病，让人闻声色变，当时在我国台湾，人们干脆就称其为“爱死病”。1987~1988年间，我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医院作访问学者，附带任务之一就是对发生在美国的艾滋病进行较深入的了解，以便制定对策时参考。从那时起，我就掌握了一定的艾滋病知识，没想到回国后不久就派上了用场。

中国大陆见到的第一例艾滋病患者是一名美籍阿根廷人。1985年6月，患者来中国旅游时，在北京协和医院被确诊。而首例中国籍大陆艾滋病患者，则是我科（解放军总医院呼吸科）发现的。

1990年8月，我科病房收治了一名发热待查的中年男性患者，其特点是有肺炎，相对缓脉（与体温比心跳不快），β-内酰胺类抗生素（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等）无效，还伴有轻微神经系统症状。

经过血清学检查，很快确定病人是比较少见的军团菌肺炎，应用了对症特效药十天左右完全缓解，因患者有重要公务在身，就匆忙出了院。没想到的是，出院后仅两周，患者病情复发。这次神经系统表现更明显，伴有剧烈头痛、呕吐，再应用原来的治疗方案，效果已不明显。因患者有明显的神经系统症状，我们给他做了头颅磁共振。磁共振发现了多发的颅内感染样病变，但并不能立即确诊。经查找文献与国外图谱对比，才最终确定是弓形虫颅内感染。健康人是不会发生弓形虫颅内感染的，只有免疫力极度低下者才有可能发生。这一事实迫使我们想到，病人可能是艾滋病继发感染。作为艾滋病重要的确诊依据，除血清学检查外，就是T细胞亚群测定。我们首先做了T细胞亚群测定，又抽血做了血清学检查，连续两次都为阳性，至此该患者确诊无疑。确诊后，病人转到了防护条件更好的医院，不到一个月，病人就去世了。后根据多方分析，不能排除患者是在工作场合不慎感染的。

现如今随着科学普及，大家对艾滋病都能以平常心来对待。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心情是普遍存在的，就连医务人员也不例外。听说我们呼吸科有了艾滋病患者后，来我科送消毒器械的护士匆忙打声招呼后扭头就跑；当我科护士去食堂打饭时，周围的人会悄声提醒大家，“这护士是呼吸科的”，于是就像现在防护新冠那样，大家都“自觉”与我科护士保持一定距离。鉴于这些现象会影响到工作，当时院领导特地组织召开了全院专题讲座，让我给大家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重点讲传染方式与途径。当大家有了科学认识之后，不正常的事态自然得到了平息。

如今，艾滋病仍是很大的威胁，至今尚缺少有效的根治方法。已研究了十几年的预防疫苗，最近在南非经过两年多的临床验证后又宣告失败。艾滋病有两大重要传播途径，一是性传播，二是毒品，在年轻人群中尤为突出。我在此呼吁，希望大家都能洁身自爱，同时也管好家人及身边的人，共同阻止艾滋病的传播与蔓延。

（连载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