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帝的仆人”到“共产主义者”

阎肃出生在一个宗教家庭，父母是天主教的忠实教徒，4岁受洗，身上点了圣水，教名为“彼德”。7岁那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一家人在战乱中从河北保定逃往湖北，人没亡，家破了，什么都没有了，像水“洗”了似的，犹如丧家之犬。武汉沦陷后，又逃难至重庆，投奔父亲的教友，流落在重庆教会的“真原堂”。教会在南岸的观音山，也叫慈母山，母亲在那里洗衣服当佣人，阎肃就在修道院办的初级教会学校免费插队上学，学习国文、数学、拉丁文和一些教义。上学之余，还拾煤渣补贴家用。从11岁到16岁，阎肃在修道院呆了5年，成天穿一件黑长袍，每天念经、唱诗、学拉丁文。并且成为唱诗班成员，唱一些宗教歌曲，学会了识拉丁古乐谱（四线谱）。他聪明好学，考试总得第一，深得神父喜爱，经常能享受“上钟楼敲晨钟”的荣誉，想着将来有一天会当上神父……

就在修道院准备推荐他到高级修道院学习天主教，当作未来的“精深教父”重点培养时，他父亲一位思想进步的朋友极力劝说家人，让他离开修道院，主教非常生气，用法语骂了三个钟头。他舍不得阎肃，一心想把孩子培养成在中国传道的神父，但是，父亲很坚决，一定要带我走。最后结果是，主教无奈地说“走吧、走吧”。

1946年夏天，聪明好学的阎肃考进了重庆南开中学。脱下黑长衫，穿上新校服，阎肃一下子感到外面的世界是那么的新鲜和自由。就像从一个长长的梦里睁开了眼睛，眼前的一切都让阎肃感到万分好奇。一头扎进南开中学，阎肃就像归林的鸟儿入水的鱼儿，他终于找到了自由和欢乐。他阅读了大量的俄罗斯文学书籍，被果戈理、高尔基的作品所感染，还接触了许多世界著名文学大家的作品，比如，泰戈尔、莫里哀、莎士比亚、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等，大仲马、小仲马等等，如饥似渴地学习。学习之外，学生会组织的各种文艺活动像磁石一样紧紧地吸引住了他。他参加了一个叫“晓社”的学生文艺团体。在这里，他学会了一些以前从未听过、从未唱过的歌，《山那边哟好地方》、《兄妹开荒》、《您是灯塔》、《跌倒算什么》，在这些朗朗上口的歌词中，共产党、毛主席、延安、八路军、新四军……这样一些富有革命色彩的名词，开始走进他的心田。

中学里有一位名叫赵晶片的老师，很快发现刚转来的阎肃同学有与众不同的文艺天分，就经常有意安排他参加排演一些文艺小节目。他和同学们一起排演《黄河大合唱》，自编自演小话剧《张天师做“道场”》讽刺蒋介石。在学校公开排演进步戏，比如《升官图》，讽刺国民党的政治腐败，饰演警察局长；活报剧《张天师做道场》，饰演特务。赵老师给他们传看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推荐他读鲁迅、巴金等进步作家的书籍。

突然有一天，赵晶片老师被国民党特务抓走了。这时，他们才知道，赵老师原来是一名共产党地下党员。不久，反动派在重庆校场口发动了一系列反共事件，接连发生的事情让他感到震惊、痛苦和迷茫。接连发生的事情让阎肃感到震惊：为什么中国人要打中国人？到底谁能救得了苦难的中国？就在这时候，又有一些进步老师和同学悄悄给他送来《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等革命书籍，阎肃把那些小册子揣在怀里，晚上趴在灯下一句一句地读完，心里一下子感到亮堂多了，从中懂得了一个道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重庆解放不久，阎肃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系统接触到党的思想和共产主义，深受影响。上大学后，他很快接触了地下党组织，并秘密加入党的外围组织，出壁报，搞游行，他像一团火一样投入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不久，西南团工委从学校选调干部，他大学还没毕业，就积极报名参加，来到西南团工委青年艺术工作队做团的宣传工作……从此，他坚定地选择了自己崭新的人生目标：今生铁心跟党走，风风雨雨不回头！

他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能从宗教教育中解脱出来，进而信仰共产党，其实是一种必然，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我的童年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度过的，民族的危亡感像低气压一样沉重地压在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心头上。作为一个少年，我充满感情地阅读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典籍，心中好像压着一块石头，我们这古老的国家什么时候才能扬眉吐气啊？所以，我选择跟共产党走就是这种必然。”

1953年，阎肃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多年来，他始终听党的话、跟党走，创作了许多歌颂党和国家的优秀作品。2001年，空军党委鉴于他的突出贡献，将其表彰为“空军优秀共产党员”，这也是他一生最为看重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