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专家: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卫生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王 岳

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 邓利强

本报记者 张 健 □本报驻韩国特约记者 金惠真

战国时期，名医扁鹊提出“六不治”，既是对患者的告诫，也是对医者的提醒。如今，医疗水平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许多疑难杂症变得不再神秘，全球人均寿命不断提高。然而不变的是，医患间的不理解、不信任，同时医学也还存在着局限性。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听到一些暴力伤医事件。在叹息之余，社会上总会响起一种新的“不治观”：医生应该拒绝为暴力伤医者诊疗。一边是维护医生安全，另一边是治病救人的誓言和职业精神，医生究竟该不该拒绝诊疗呢?

韩国提出拒诊方案

邻国韩国一直饱受医患矛盾的困扰。在一系列受人瞩目的医患纠纷事件后，韩国医师协会于2019年6月向各大医院下发“创造安全诊疗环境的指南”。韩国现行《医疗法》规定，医疗人员或医疗机构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得拒诊患者;违者处以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0万韩元(约5.9万元人民币)以下罚款。但上述“指南”提出，在医疗从业者遭到施暴等犯罪行为、发生医疗纠纷等，条件充分合理时，医疗机构及医疗人员有权拒诊。

随后，韩国医学会医疗政策研究所发布《拒绝诊疗的现状和挑战》报告，给出了医生可拒绝提供医疗服务的12种情况：1.医生因病不能上班或不适合接诊时;2.由于医院没有足够的床位、医务人员、药品或耗材而无法接诊新患者时;3.由于有其他预约患者的安排，医生不能看门诊时;4.疾病与医生的专科不符，或医生缺乏专业知识和经验，并且认为患者去其他医院更有效时;5.由于不知道此前的医生对患者的治疗方案(用药、手术等)，难以提供适当的诊疗时;6.患者强烈要求不当治疗(例如要求处方阿片类药物)时;7.基于医学专业判断，医生认为患者不再需要住院治疗而要求其出院时;8.患者不配合医生的治疗方案时;9.医生凭良知拒绝生命延续治疗时;10.医生凭良知拒绝堕胎手术时;11.患者辱骂、诽谤、暴力或干扰医务工作者时;12.患者占用或损坏医疗设施时。

该报告负责人李尔表示，要想建立一种高层次的医疗契约文化，就应该删除现行《医疗法》中“不得拒诊患者”的条款，当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破裂时，医生有权拒绝提供诊疗服务。

群众褒贬不一

面对拒绝诊疗方案，韩国患者团体联合会举行集会，谴责医疗界“妄自推动修法、立法活动，以此掩盖和推卸自身责任”。患者团体联合会指出，自从一名8岁患者因误诊葬送生命，涉事医生被判入狱后，韩国医师协会不仅未进行深刻反省，及时整顿行业队伍，反而大力推动利于自身利益的修法、立法活动，让那些制造医疗事故、导致患者死亡的医生获得刑事豁免权。“在此行业背景下，韩国的医师执照正变质为‘杀人许可证’‘特权豁免牌’，应及时纠正这种行业歪风邪风。”

对于医生是否应该被赋予“拒诊”的权利，国人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在上海工作的康女士认为，第1、4、6、7、8、11、12情况下，医生的确可以拒绝患者。湖北的鲍先生则表示，在一些暴力伤医的事件中，医生有权拒绝诊疗，但韩国提出的“12种情况”中，存在很多“凭良知”等难以界定的表述，不够严谨，可能会被部分人“钻空子”。例如有些医生觉得治疗风险比较大，特别是遇到老年患者时，他们可能会排斥、拒绝。在山西的王女士看来，医生不能拒绝患者，“生病和其他事情不一样，涉及生命，医生怎能拒绝。”

我国不考虑拒诊制度

“第一，中国从来就没有思考过建立拒绝诊疗制度;第二，中国没有医生拒绝诊疗的法律文化和医疗文化。”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告诉《生命时报》记者，我国从没有想过在拒绝患者治疗请求的问题上做相关规定，即使在医患关系特别紧张的情况下，有些医生提出“患者黑名单”制度，中国医师协会也从未回应。“因为我们认为，建立这样的制度并不妥当。拒绝诊疗的行为，反而会加剧医患之间的不信任，不符合医者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重任，以及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

“在一些语境下，‘拒绝’这个词并不是医生将患者拒之门外不管不顾。”邓利强表示，如果是由于条件限制，无法给患者提供恰当的医疗帮助，不应该叫“拒绝诊疗”。医师、诊所或医院对外“营业”就是一个邀约，当患者来到医生面前，就达成了邀约，双方要建立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如果医生发现患者的诉求不在其职业范围以内，或现有条件难以给予患者恰当的治疗，医生要尽到“指示转移”义务。例如，病人来神经内科看头疼，经过检查发现头疼可能是眼压高引起，医生会建议病人到眼科就诊。这种行为是为保障患者的安全健康，不属于拒绝诊疗。医学不是万能的，一些患者到了疾病晚期无法治疗，也不属于医生拒绝诊疗。此外，面对患者不恰当请求，拒绝才是医生应有的专业度和责任。邓利强认为，医生应掌握处理复杂情况的能力，包括病人的病情、认知观、价值观以及对医生的信任程度。

“韩国提出的这12种情况中，绝大多数可以用六个字概括——‘病人利益至上’。”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卫生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岳表示，“病人利益至上”是评判所有医疗行为对错的黄金标准，只有当医生把病人的利益放到第一位，病人才可能信任医务人员和医疗体系。目前，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在以人为中心发生改变，如果不去关注病人的需求，只是单纯地推诿和拒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不如思考如何转变我们的诊疗模式，提供以病人为中心的现代医学服务模式。

“我经常开玩笑说，没有一个病人到医院是来找麻烦的。”王岳说，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医院往往是只比火葬场略微吉利点的地方，病人一定是带着问题来的。如果医生和医院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医生也该帮助病人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当然，一些情况下医生可以选择回避和拒诊，例如医生发现病人已明显有攻击性行为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