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专家：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任远  

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陈友华

本报记者  张健

“中国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5月11日上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2020年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含居住在大陆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近14亿1178万人，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8%。

人口普查是各国广泛采用的搜集人口资料的一种科学方法，包含人口数量、结构、素质、分布等重要数据，被誉为人口变化的“晴雨表”。我国于1953年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年颁布的《全国人口普查条例》规定，每10年进行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相较10年前，此次普查凸显了我国人口发展哪些新情况、新特征和新趋势？本报特邀人口学权威专家进行解读。

总人口增速放缓，将很快到达顶峰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2020年全国人口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上一个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下降0.04个百分点。数据表明，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出现这种趋势的主要原因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持续下降，人们生育时间推迟，以及生育养育成本提高。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也是世界尤其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我国目前有3亿多育龄妇女，每年能保持1000多万人的出生人口规模，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总量仍会保持在14亿人以上。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近10年人口增长率进一步放缓只是延续了这一基本态势。按照这个趋势，我国人口总量很快将会达到顶峰，并出现长期负增长。“但我认为，我国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问题，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达8.8亿人，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任远说。

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友华认为，我国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已经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人口增长过快，逐渐转变为少子老龄化、性别比例失衡等人口结构问题。中国早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尽管可以采取生育友好型社会政策刺激生育，但短时间内低生育率与出生人数持续减少的态势不会有根本性改变。对此，我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受教育水平提高，区域发展不均衡

2020年，全国拥有大学（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万人，人口占比达23.61%，比2010年提高了11.27个百分点。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0.75年，比2010年提高了1.08年；文盲率由4.08%降至2.67%。

“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社会进步的积极表现。”任远表示，但我们同时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人口受教育具体水平并不高，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平均只相当于刚完成义务教育的水平。并且我国教育发展不均衡，平均受教育年限在9年以下的省份还有4个，都集中在偏远落后地区。

陈友华认为，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现代思想观念的传播和创新，对提高劳动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升级有积极作用。未来需要进一步提升人口受教育水平，但不能“虚胖”，需要平稳发展。如果过度追求学历，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要求，社会就不能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提供足够的高质量就业岗位，人才得不到充分的开发利用，甚至会失业，将影响社会与家庭的稳定及个人健康发展。

人口性别比改善，新生儿性别比高

2020年全国总人口性别比（每100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数目）为105.07，与2010年的105.2基本持平，但我国人口基数大，男性依旧比女性多3490万人。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较2010年降低了6.8，逐渐趋向正常水平。

“我国男多女少的人口失衡局面，一定程度上，（下转3版）（上接1版）受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影响。”任远表示，从2009年起，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下降，这表现了人口性别结构持续改善，也是社会进步的一大表现，说明性别平等观念更加深入人心。需要注意的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仍在正常界限之上。未来还需进一步做好性别平等促进工作，逐步使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正常水平。

“按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水平估算，我国总人口性别比应该低于100才算正常。”陈友华表示，现在远远超过正常水平，说明人口性别结构并未明显改善。女性具有生存优势，各年龄组女性人口死亡率都低于男性；随着我国生育率和死亡率下降、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必将出现少子老龄化倾向，两者联合作用就会出现总人口性别比持续下降趋势。人口性别失衡最直观的影响就是男性婚姻挤压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进而给个人幸福与社会和谐稳定带来负面影响。

年龄结构两升一降，老龄化进程加速

本次普查数据显示，全国0~14岁人口有25338万人，占17.95%；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全国31个省份中，除西藏外，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全部超过7%，达到老龄化社会标准；有16个省份的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了500万人，6个省份老年人口超过了1000万人。与2010年相比，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上升，青壮年人口的比重下降。

数据说明，我国生育政策调整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任远表示，10年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4.63个百分点，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超出此前预想。基本可以认为，我国2021年将会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会超过14%。而且，我国2022~2035年将面临非常快速的老龄化，这凸显了从国家战略高度积极应对老龄化的紧迫性。

陈友华表示，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使得以下问题更加突出，必须做好思想准备：一是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逐渐增大，可持续性面临越来越大挑战；二是老年医疗费用支出急剧增加，医疗保险基金面临极大压力；三是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急剧增加，家庭、社会与政府将面临越来越大的老年照护压力；四是代际矛盾与冲突会逐渐增多。

然而，老龄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人口老龄化将减少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增加家庭养老负担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压力，但也促进了“银发经济”发展，扩大了老年产品和服务消费需求，还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陈友华建议，积极应对老龄化可从以下6个方面着手：1.鼓励生育，努力促使生育率回升至更替水平附近。2.逐渐延长退休年龄，增加劳动力供给，减轻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3.完善老年社会保险制度。4.努力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宁吉喆也表示，60岁及以上人口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55.83%，他们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优势，身体状况还可以，发挥余热的潜力较大。5.弘扬我国尊老孝老的优秀文化传统。6.构建以自我养老服务为基础、家庭养老服务为依托、社会养老服务为补充、政府养老服务为兜底的养老服务体系。

人口流动更活跃，集聚效应显现

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现象相当普遍，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近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其中，流动人口约3.76亿人，10年间增长了近70%。东部地区吸纳跨省流动人口9181万人，占比达73.54%。人口持续向沿江、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区集聚，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等主要城市群的人口增长迅速，集聚度加大。从人口城乡结构看，我国城镇常住人口持续增加，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进一步提高。10年间城镇常住人口增加2.36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了14.21个百分点。

“大规模的迁移流动人口已经成为我国人口变动最为突出的现象。”任远表示，此前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2014年以后中国流动人口增长似乎有所放缓。可事实恰恰相反，人口流动在加速。这表明，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为人口的迁移流动创造了条件。人口流动过程也推动着城市化，带来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

当然，流动人口增多会带来人口管理难度加大、公共资源配置错位、公民基本权利难以切实保障等问题。但城镇化率提升使得生产力提高、百姓生活条件改善、政府更有效率地提供基本公共产品与服务，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任远表示，我国需要继续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目前尤其要做好300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与人口迁移流动相关的人口政策和管理制度改革，将会成为我国日益深化的移民社会需要重点推动的建设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