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超教授（1912~2003年）是我科的老主任。1940年，他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1948年赴美，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皮肤科深造。1949年11月，新中国刚刚成立，王教授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回到北京，开始了他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长达60年的辉煌生涯，并在上世纪50~70年代，除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直担任皮肤科主任。王光超教授勤奋好学，知识渊博；医术精湛，德艺双馨；教书育人，悔人不倦；平易近人，谦虚谨慎，科内同仁不论医生护士，都亲切地称他为“老王大夫”。

上世纪60年代，我从医学院毕业后进入皮肤科，当时外用药是治疗皮肤病的主要手段。每天早上交班、巡视病人后，就进治疗室为病人上药。治疗室很大，一边是大的落地镜，就像舞蹈学院练功房里的那样。病人坐在镜子前，对着镜子外搽药物，大夫或护士则坐在病人后方，搽病人的腰背、臀部等处。住院病人大多是顽固难治的银屑病及湿疹，皮疹遍布全身，为一个病人上药常常得用上半个小时。我清楚地记得，老王大夫亲自手把手地教我上药，叮嘱我每个皮损需反复揉擦20~30次，药物才能更好地进入皮肤发挥作用。

病房收治的不少是重症病人，特别是天疱疮，病人转辗各地，来到我院时，往往是周身溃烂，且散发出一股难闻气味。由于皮肤溃烂，清理创面时患者疼痛异常，撕心裂肺地叫，不能配合，换药难度很大。此时老王大夫就会亲自出马，穿上隔离衣，戴上帽子、手套及口罩，全副武装带领我们一起上阵。他总是非常耐心，一边轻声安慰，一边小心翼翼地为患者清理创面，尽量减少患者痛苦，两三个小时下来，走出病室时往往是汗流浃背。每天这样的换药，加上系统用药，病人治愈出院时常会给老王大夫及全体医护鞠上一大躬，感谢医护使他（她）重获新生。老王大夫总是谦虚地回说：“不要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王光超教授严谨务实的作风对我有很大影响。记得上世纪70年代的一年盛夏，西四一家小吃店的多位员工因周身起包、瘙痒来我院门诊，初步诊断为虫咬皮炎。但他们说，饮食店天天搞卫生，很干净，不可能有虫子。我们请来了老王大夫，他认真检查后对我说：“小朱，你准备一个玻璃瓶皿、一把小刷子，拿上几张报纸，再带个放大镜，我们一起去小吃店做个现场调查。”小吃店店面确实很干净，但王教授在休息室注意到一张炕，上面铺了凉席。他就指导我，在地上铺好报纸，将凉席从炕上卷起来，竖着立在地面，使劲儿顿几下；之后让我用小刷子将顿下来的细沫子集中到一起，倒入玻璃瓶皿；最后对我说：“用放大镜看看！”我拿起放大镜一看，哇，好几个像针鼻一样大小的虫子正在拼命地爬！有的是刚吸了血，圆圆的。王教授告诉我：“这是螨虫，咬人后可长包（专业上称为丘疹性荨麻疹）。”

我们用镊子将它们放入小玻璃瓶，塞上塞子，拿给员工看。只见他们个个瞪大眼睛，很是吃惊。这件事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至今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王教授给我上了生动的一堂课。当一个好医生，不但要解除患者的痛苦，还要找到病根，并将知识传递给公众。

王光超教授出身名门望族，但生活十分简朴，晚年穿的毛衣总是打了补丁的。他家中陈设很简单，但到处是书。2003年非典肆虐北京，老王大夫跟夫人严仁英教授（著名围产医学专家、我院名誉院长）为医务人员捐款2万元。他说：“虽然我们不能亲自投入到非典的战斗中，但仍想尽一份力。”这是一份对国家和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和深深的爱，这件事情令我感动，也深受教育，永远要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我是幸运的，刚迈入皮肤科的大门，就遇上了王光超教授这样的皮肤科界泰斗。王教授不但教我如何当一个医生，更教育我如何做人。王光超教授以身作则，处处表率，是我心中永远的榜样与标杆！（连载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