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兰

1957年，我被上海中医学院（现名上海中医药大学）录取，学制六年。父亲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不得了，总算圆了他的一大梦想。上海中医学院是1956年国家首批建立的四所中医高等院校之一，当时由著名老中医程门雪任院长。

对一个在山区长大的孩子来说，大城市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我懵懵懂懂地开启了大学生涯。当时我们学校离邮局很近，经常有外国人出入。当我在大街上第一次看到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时，从没见过世面的我吓得扭头就往回跑。到了学校，看到学姐们都烫了头，也感觉既新奇又陌生。初到宿舍时，我特别怕她们，不敢和她们说话。她们在宿舍时，我就躺在床上假装睡觉；到了饭点，等她们离开了我才起来去食堂吃饭。一直持续到开学后挺长一段时间，我才慢慢适应。

虽然生活上适应了，学习上还有点曲折。当时程门雪、金寿山等教授大都说一口上海话，吴侬软语听得我云里雾里，过了好几个月才适应老师的方言；另一方面，中医基础课程对于从未接触过中医的我来说，不仅十分枯燥，而且阴阳学说之类的内容听起来也有点像天方夜谭。刚开学时，我私下悄悄问学长学姐，学阴阳五行是不是要算命呀？他们逗我说：“也可以算命！”“哎呀，糟糕了，我居然要成为算命先生了。”我不禁心生懊恼。

随着学习的深入，我对中医的兴趣日益浓厚。到了大二大三，我觉得专业学对了。当时，上海中医学院与其他中医学院教学模式不一样，采用中西医联合培养模式，学生们既要接受解剖学、生理学、外科手术等西医基础培养，也要认真研读《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中医经典，接受望闻问切等中医基础培养。当时林奇英校长主张，要把我们培养成“能文能武”的医生——既要懂中医，也要懂西医。至今，我都十分感谢林校长对我们的培养。虽然我是一名中医学生，但我接受的西医教育完全和上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一样。我还记得，当时上解剖课时，神经的位置老是找不准。为了多复习几遍知识点，我和几个同学半夜起来偷偷把人体标本拿到厕所去对照练习，找神经、查组织等。那一刻，我们都忘记了自己还是个胆小的女孩子。

大学期间，我始终发奋学习，连五分钱一场的电影都没去看过。一是没钱。虽然大学不用交学费，但生活费也是笔不小的开支，寒暑假我都会去工地勤工俭学。二来没时间。我们学习压力很大，六年的辛苦学习，使得我们这批学生都有真才实学，完全经得起考验。当时，我们在曙光医院、华山医院等各个医院实习，病历写得比医院正规医生还要好，带教老师对此也十分骄傲。大学时代的中西医联合培养，尤其是西医临床研究思路对我今后科研和临床诊疗有很大的启发，使我善于发现问题、总结问题，奠定了扎实的行医基础。（连载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