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 健

“到今年9月28日，我做肺移植整整20年了。”无锡人民医院江苏省肺移植中心主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陈静瑜告诉《生命时报》记者。从加拿大学习肺移植技术回国后，2002年9月28日开展人生中第一台肺移植手术，回首过去20年，从每年几台肺移植手术艰难起步，到创建中国第一个肺移植中心，再到毫无保留地向全国推广肺移植技术，陈静瑜感慨良多。2021年，陈静瑜主刀肺移植手术超过210台，个人累计主刀肺移植手术超1500台。放眼世界，这些数据均超出想象，他也被誉为“中国肺移植第一人”。

20年不遗余力推广肺移植

“目前，全球每年肺移植手术数量达5000余台，其中美国有2500台。对比美国，我国每年肺移植应超过1万例，但2021年我国肺移植的手术量才775台。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近五六千人，器官爱心捐献数量居世界第二。换句话说，有很多病人没有等到器官移植的机会，尤其呼吸衰竭的病人，大部分在等待中去世了。这也是20年来我一直毫无保留地推广肺移植技术的主要原因。”陈静瑜表示。

我国肺移植工作曾一度在1994年~1998年停滞近5年，那时只有不到20例，其中只有2例肺移植患者术后长期生存。从2001年下决心出国学习肺移植技术那天起，陈静瑜就深知，推动肺移植技术发展，不是一个人的事。“一个人掌握了肺移植技术，只是一个手术的成功；想要保证肺移植患者长期存活，需要多学科团队的齐心合作。”陈静瑜表示，除了胸外科、呼吸科、重症医学科、麻醉科和ICU等核心科室，还需要心内科、心外科、康复科、营养科、心理科等科室辅助。可以说，进行一台肺移植手术，几乎需要动员一所综合医院的各个方面。

完成了无锡人民医院肺移植团队的体系建设后，陈静瑜就毫无保留地将这套成熟的体系规范向全国推广。过去数年，陈静瑜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医院进行重点推广。如中日友好医院，经过三四年努力，每年肺移植手术量超过100例，位列全球十大肺移植中心之一。从2021年开始，陈静瑜又把工作重心放在杭州，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不到一年，其肺移植手术量已经和中日友好医院持平，成为全国知名的肺移植中心。此外，陈静瑜还经常去各省市大医院做肺移植手术，一年365天不打烊，做手术的同时也不忘给当地同行传授经验，带动肺移植技术的发展。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国各地肺移植中心已形成规模。据国家卫健委2021年公布的数据，全国具备肺脏移植资质的医疗机构已达49所，其中包括新疆、云南等偏远地区医院。

中国肺移植成功率达90%

从无到有创立一个医学科，而且把手术成功率从零提升到90%以上。陈静瑜坦言，“过去的20年经历非常多的困难。早年间的困难主要是多学科团队的组建。想要肺移植手术后的病人活下来，手术成功只是一个前提，手术后还需要如何平衡感染和排异反应，才能使病人能够长期存活。”

“我们走过很多弯路！早些年肺移植的成功率只有40%~50%，也就是说10个做肺移植的病人，5个没能救活，令人十分痛惜！”陈静瑜表示，每一点成功率提升的背后，都有数不清的辛酸和汗水。随着大家不断总结经验、完善措施、提高技术，慢慢地肺移植成功率逐年上升，2016年无锡市人民医院肺移植中心进行的肺移植手术成功率和患者生存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患者术后1年、3年和5年生存率分别达到80%、60%和50%。现在，肺移植手术成功率已达90%以上。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肺移植技术发展存在一些劣势，但中国肺移植技术却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也和我们独特的优势分不开。与国外相比，中国肺移植发展有四个难点：一是供体利用率较低。发达国家脑死亡立法十分普遍，即捐献者脑死亡后的24~48小时就可完成爱心捐献，这样肺供体感染机会少，利用率高，发达国家肺供体利用率能达到30%。而我国每年肺供体总量达到5000~6000个，但只用了不到800个。现在面临着供体的浪费，也说明供体的维护不足，很多肺供体因感染而弃用，没有好好利用起来。二是中国患者更危重。国外把肺移植作为改善生活质量的一个手术，在中国肺移植是濒死患者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大部分肺移植患者要么插管上呼吸机，要么上了ECMO（人工肺），而国外这类患者比例较低。三是中国肺移植难度高。中国的肺移植病人因长期使用抗菌素，反复感染治疗，病肺粘连，术中出血风险高，手术难度大。四是中国肺移植患者死亡风险高。主要原因是肺供体感染，捐献的供体大都在长时间使用呼吸机后出现了感染；其次是进行肺移植患者本身就存在的长期多重耐药问题，移植新肺后，患者体内的细菌还是会定植，术后感染难控制。

不过，跟国外相比，中国肺移植发展也有自己的优势：一是爱心捐献的肺供体逐年上升。近年来，国家对脑死亡、心脏死亡的器官捐献重视力度和推广力度都很大，公民器官捐献意愿上升。二是国家建立了器官转运绿色通道。这是中国对世界器官移植的一大贡献，也体现了中国政府始终为老百姓着想。数据显示，绿色通道开展3年，器官转运时间平均缩短1~1.5小时，器官利用率提升6.7%，并将转运费用从25万~30万元压到1万多元，数以千计的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得到救治机会。三是中国医生手术经验更丰富。中国有很多优秀的外科大夫，他们常年处理各类疑难病人。以胸外科大夫为例，他们都能够做很多复杂的肺癌手术。对有着丰富手术经验的他们来说，学习复杂的肺移植手术也是手到擒来。

此外，在肺移植技术方面，中国医生有很多创新发展，为全世界疑难肺移植患者手术提供参考。 以陈静瑜为例，他先后进行过以下创新：全球第一例漏斗胸矫正同期做肺移植，打破了胸廓畸形患者不能做肺移植的界限；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肺移植手术，成为全球抢救新冠重症患者的重要参考。还有世界第一例高龄妊娠合并肺动脉高压产妇肺移植手术、世界第一例劈裂式异位肺移植手术……“这些创新性的肺移植手术，不仅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还使中国肺移植手术广为欧美国家知晓。”陈静瑜说。

未来重点做好四件事

一年到处赶飞机一百五六十次，陈静瑜留给家人的时间很少。“做一个‘空中飞人’很辛苦，这也是被逼无奈的选择。”陈静瑜坦言，每次看到病人苦苦哀求，根本不忍心拒绝，“如果我不给他做这个手术，病人短期内可能就要走了”。

“但我今年已经58岁了，经常凌晨两三点做手术，体力透支得厉害。”陈静瑜说，作为一个医生，既然我会这项技术，就要尽我最大可能救治患者。但个人能力有限，今后将重点做好几件事：

1.让肺移植中心遍地开花。希望全国的同行一起推动肺移植技术的发展，争取做到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一两个肺移植中心。现在全国已经有30多个肺移植中心，对比美国60多家，我国还应该再发展一倍，达到60~70家才能满足肺移植患者的需求。继杭州后，未来打算到新疆、东三省等肺移植较为空白的地区进行重点推广。

2.推动器官移植进医保。限制我国肺移植手术发展的一大瓶颈是医保问题。如果肺移植手术能和肺癌手术一样进入医保，将会有更多做不起手术的家庭受益。目前许多省份已经将器官移植纳入医保，如无锡一位肺移植的受者总费用是在50万~60万，经过医保报销，最后自理部分仅需要15万~20万。

3.推动脑死亡立法。困扰我国肺移植发展的另一个瓶颈是脑死亡立法。相比肾脏冷却血时间可长达18~24小时，肺的冷却血时间只有5~6小时，最长可延长到8~12小时。因此，供体维护是中国肺移植的一个瓶颈。脑死亡立法，首先是对公民人权的尊重，其次是带来在中国的脑死亡医学基础教育与临床实践的变革，然后才是带来生命财产、器官捐献、国家声誉等多方面的进步。

4.培养年轻医生。年轻医生是中国肺移植发展的未来，陈静瑜希望尽快通过各种形式把肺移植的一些经验向更多年轻医生分享。“你必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也要承受着更多的艰辛，肺移植手术时间基本上是不定期的，甚至是24小时待命的，只要有爱心捐献的供体，你就必须限时完成手术。所以，从事器官移植的医生是非常辛苦的。此外，你还必须有足够的耐力、足够的体力和奉献精神，才能够从事这个职业。但这也是一份有成就感、光辉、神圣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