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暴发三年来，我们国家在防控上是始终严格按照《传染病防治法》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法律框架下进行的。然而，三年的抗疫过程中，在保护各方合法权益，约束问题行为方面也确实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认为，讨论法律问题要分三个层面，就是立法、司法、执法。从立法层面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传染病防治法》在非典之后做了修订，我认为写得很好，武汉疫情暴发的时候，一开始有人对法律产生质疑，但当我们仔仔细细逐条逐句去研读、学习和领会的时候，发现还是非常完善的。我们国家卫生立法在社会治理这个大范围内，是立法最多的，有14部。严格意义上讲，我个人认为从立法的角度，需要修改的并不多，问题也并不出现在立法层面，更多的问题出现在执行环节。事实上，疫情暴发后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大家所诟病的问题，大多都是执行层面的。

那么执行层面的问题是怎么发生的？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三年来新冠肺炎疫情变化速度之快超乎人们想象，我们没有及时根据病毒的变化及时进行政策调整，一直沿用2020年武汉疫情暴发之初的两大防疫措施，物理隔离和核酸检测。事实证明，这种不太与时俱进的执行方式引发了民众的不满情绪。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认为，首先需要从总体框架上给予及时的调整。虽然此后相继出台了“二十条”“新十条”等防控优化措施，但仍停留在技术指导层面。由于这些条例的法律位阶不是很高，所以有些地方可以少执行，甚至不执行。我们注意到，即便“新十条”政策的执行力度很大，但仍然有不少大学生回乡之后还是经历了一系列强制隔离事件。

造成政令和执行偏差的主要原因，我认为还是对如今奥密克戎变异株认知的不同。因此，我们现在亟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从将施行近3年的新冠“乙类甲管”回调至“乙类乙管”，对奥密克戎变异株引发的上呼吸道感染降到丙类传染病管理。

《传染病防治法》第二条写得特别好，我们防控疫情的传染病工作方针有二十个字：“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分类管理、依靠科学、依靠群众。这二十个字太精辟了，深入到了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对照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主要就是没有做到这二十个字。我认为，如今将新冠疫肺炎降类管理的时机已经越来越成熟了，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后续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需要强调的是，防疫是科学问题，不是政治问题，防疫必须要尊重科学规律，而科学防疫的保障是法律制度，制度保障的关键是执行。也就是说，在法治社会，对于老百姓来说，无禁止即可为，而对于政府来说则是无授权不可为。此前出现的随便封控、随意静默，都可以归结为滥用职权，这背后反映出的是形式主义问题，官僚主义问题和教条主义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导致民众在执行过程中出现过度防疫、层层加码等现象。所以要解决这些难题，重塑老百姓对于社会主义法治的信心，还是要解决执行层面的问题。

解决执行层面问题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社区法治建设的问题，帮助基层完善法治建设和法治教育，这不仅能帮助民众抗击疫情，也能顺利解决水情、旱情、火情等各类突发事件，包括日常的应急管理，个案解决等。同时还要靠我们的各级政府牢固树立法治思维、提高法治修养，坚决依法治国。国家治理的核心是法治，制度引导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