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量疫情信息需要净化

受访专家: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国际新闻与传播系主任、教授  张  迪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教授  汤永隆

本报记者  张  芳

真假难辨的海量信息,让身处疫情之下的人们越来越感到无所适从。尤其是2022年12月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以来,谬误信息的“产出量”猛增,其中不少内容还打着“××医生”“××内部会议”的招牌,导致人们即使对权威信息也产生了怀疑。

疫情下的信息乱象

面对新冠病毒这样的医学问题,普通公众与专业人士之间必然存在认知差。这道鸿沟给谣言滋生创造了极大“便利”,也由此衍生出诸多类型的谬误信息。

微信群的“善意提醒”。前不久,一条声称来自“常州红十字会会长”的通知在微信群广泛传播,其提醒公众,可“将红糖、生姜、大葱白、大蒜等熬水喝,感染病毒的概率几乎为零”。但有关媒体核查后发现,该截图 2020年 2月就在网上传播,常州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早已对外辟谣,称未发布过以上信息。世界卫生组织官网的公开信息也显示,没有证据表明生姜、大蒜能够防新冠病毒。

朋友圈疯转的“专家说”。朋友圈转发的各种疫情相关消息中,不少都言之凿凿地宣称来自某专家或某医院的内部会议,最后却被证明均为假消息。比如,2022年12月26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内科主任王广发实名认证微博“北大呼吸发哥”发布了一则辟谣公告:“近期有人散布谣言,说本人认为北京流行的新冠不是奥密克戎,而是导致死亡率第二的德尔塔系列7型。我在此特别申明,本人从未在任何场合做过此种表述,请广大网友切勿相信!对于冒用本人名义散布谣言,扰乱公众视听,损害本人名誉的行为,本人予以严厉谴责,并保留追究造谣者法律责任的权力!”

以偏概全的“身边即世界”。有时候,“我朋友”或微博“大V”发布的个别案例,就能影响普通公众对疫情防控的认知。比如,在德尔塔毒株流行期间,不少人以“我朋友在国外感染两次新冠,一点事都没有”为证据,便自以为感染德尔塔病毒不严重,反而不相信权威医学期刊发布的研究结论。

媒体报道中前后矛盾的专家建议。仔细梳理近段时间的各种消息,不能否认,不同专家给出的建议和研判,确有前后矛盾之处。比如,有专家建议不管“阳”没“阳”,都可以多喝电解质水;但也有专家说,普通人生活中没必要喝太多电解质水,还不如吃水果。有专家建议,可多吃些柑橘类水果以补充维生素C,提升免疫力,预防新冠;同时有专家认为,补充维生素C对防新冠用处不大。再比如,有专家说“阳康”后二次感染率更高,也有专家辟谣称,“阳康”后很难被同一毒株二次感染;关于二次感染后的症状更重还是更轻,不同专家也是不同说法。

社会与心理多因素叠加效应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国际新闻与传播系主任、教授张迪表示,疫情谣言的困扰并非我国独有,纵观世界其他国家,各种虚假消息同样没停过,以致普通公众对专家学者的说法抱有疑惑、不敢尽信。这种现象的存在显然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一方,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教授汤永隆也表示,除了外界客观因素影响,人们在辨别信息真伪时还会受到心理因素左右,存在一定的倾向偏好,进而给本就复杂的信息选择增加混乱。

医学局限性的客观存在。医学局限性在新冠病毒的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3年时间,病毒变异已有数千种,其速度之快,远超医学研究的步伐。科研领域中,常常是前一种毒株的研究结果尚未出来,主流流行毒株就已变成了另外一种,由此导致了专家研判的误差,及多种说法前后不一。

政策调整期的不适应。张迪说,从2020年初开始,我们已经历了3年疫情的严格管控,当管控政策调整,病例数迅速增加,人们心理上难免会有些接受困难,由此给了谬误信息以滋生沃土。汤永隆补充说,疫情早期病毒比较凶猛,各方面信息都给人留下了“病毒可怕”的第一印象。人们通常对第一印象的记忆更持久,当政策调整后,大部分人短期内依旧留有恐惧心理,从自保的心理角度出发,就会不自觉选择相信负面消息,客观上削弱了辨别真假的能力。

个人体验导致的认知偏差。新冠疫情关乎个人健康,是每个人的身边事。正因如此,相比“高高在上”的专家,人们更倾向于相信周围人的说法,或依据周围人的遭遇进行选择和判断。汤永隆说,在时间和空间上越接近,人们就会越相信,这几乎是一种心理本能。比如,自己感染新冠病毒后症状严重,就会觉得“轻症”的说法不可信;如果有亲朋染病去世,也会对毒株致病力不强的说法表示质疑。对更多人来说,医学上的“概率”概念,远不如身边案例可信。

官方引导的力度不足。疫情信息具有关注度高、确定性低的特点。无论是为扩大自身流量,还是出于满足公众需求考虑,各种自媒体都加入到了疫情信息的传播中。但作为非专业媒体,其“把关人”作用很难落实到位,以致虚假消息频发。与此同时,官方权威信息发布速度又落后于各种平台推送消息的速度,无法在第一时间以正视听,于是给公众留下信息混乱之感。

权威信息要及时

心理学上有个“塔西陀效应”——当失去公信力时,不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汤永隆说,疫情信息传播需要警惕这种趋势,特别是在政策调整适应期过后,必须加强官方引导。

汤永隆团队在汶川地震后所做的研究发现,受灾群众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发病率,与政府承诺呈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政府给出更多承诺,PTSD发病率就会相应降低。同理,如果政府机构能够及时发布有关疫情和病毒的官方信息,对消除公众的无所适从,将有不错的效果。鉴于各地毒株流行情况不同,除国家权威机构外,当地政府也应及时作出基于本地疫情形势的指导和建议,从拉近空间距离方面入手,增强公众信任。 张迪最后强调,新冠疫情说到底是个科学问题,只有去除其他因素的影响,让疾病回归科学,才能最终达到“净化”信息的目的。发布信息的媒体平台应当如此,接受信息的公众也应主动向此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