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 何裕民
每一位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有自己的学术经历,抑或可以称之为独特的学术机缘。我是如何走上中医这条道路的?半个世纪过后回眸,有偶然因素,也暗含着某种必然。
上世纪60年代,我中考考进了上海市重点、五年一贯制的华东师大一附中,可惜只认认真真念了一年书;到1969年2月,我便在轰轰烈烈的运动大潮中下了乡;此后7 年时间“修地球”,深刻体会了稼穑之苦及中国农村实情。农忙闲暇时,我最常读的书是哲学书。
1972年,我被招入浙南公社办的企业,从事有色金属加工,又萌生了工程师梦。1975年,阴差阳错,我被送进上海中医学院念书。当时我身体强壮,很少生病,素不好医,更从未听说过中医还有“学院”,但在那个年代能上大学就是“跳龙门”,于是心怀忐忑,走进中医学院的大门。
中医理论对我来说等同于“天书”。基础课讲的“阴阳藏象”我不仅听不进去,还感觉与脑海中的原有知识抵触太大。特别是讲到“经络”时,更感疑惑,曾不止一次地问过老师“经络”究竟是什么。
1977年底,国家恢复了高考,我向工宣队提出想退学重考,被狠狠训斥了一顿。1978年初,国家恢复研究生考试,我本科尚未毕业,就报考了上海第二医学院的肾病专业,居然考中了。当时我在郊区毕业实习,班主任专程来郊区找我,通知我喜讯。但由于名额调剂的原因,我又被转回了中医学院,学院考虑让我转读中医外科硕士。我一听说要回中医学院,不假思索就谢绝了。
1978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工作时学校要我“支援重点”(即留校任教),我当时非常不乐意。第二年我继续考研,报考上海第一医学院的临床医学专业,但这专业需有2年临床医师经验,因此错失机会。直到1980年,我对中西医学的态度发生了质的变化,主动报考了中医研究生。从最初的不信中医、不理解中医,到主动投身中医,这中间经历了什么呢?
最初在上海龙华医院见习时,我独立诊治了一位心源性水肿的老年患者。此人是公交车司机,因心衰日久,逐渐加重,对洋地黄类制剂已耐药了;又因水肿,加用了利尿剂,却未见效;当时他行动很困难,是坐着轮椅来医院的。我想到了张仲景的经方“真武汤”,将方子稍作调整,患者原来所用的西药继续,加用中药,居然效果奇佳,一周后水肿就退了,可以自己行走了。这位老人后来十分信任我这个小大夫,一直在我处求治。
第二件事是儿科见习时,我去了上海市儿童医院。由于门诊房间紧张,该院创始人、中国儿科奠基者,年过八旬的苏祖斐教授与我们挤在一间诊室。她看的是小儿过敏性紫癜,用的是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出于好奇和尊重,有空我就坐在她旁边。我看她用的都是凉血止血药,就大胆问苏老:“老师课上讲,这种病证大多由于脾虚,脾不统血,为何不用补脾益气摄血法?”
想不到苏老竟十分谦虚,说她那套是西学中的,中医就按我说的方法试试看。之后的三个多月,我们“祖孙俩”用补脾益气摄血法系统治疗并观察了近40 例患儿,效果非常好,近半数患儿用药两周后血小板上升,80%的患儿一月后血小板恢复正常。苏老很高兴,因为新的方案效果明显要好。我也很高兴,不仅与大专家在一起解决了临床问题,而且,看上去中医好像还是很管用的。
1978年夏天,我在奉贤县人民医院的急诊科实习。有天下午我值班,一个19岁的小伙子,满脸通红,骑着车来看病。他是柘林公社卫生院转来的,一查血象,考虑是白血病,我嘱其入院治疗。当时住院要自带被褥、暖水瓶,嘱其回去取。他家离县城30里路,当晚他回到医院;住院第2天即开始化疗,化疗到第3天,他就起不来床了;到第4天晚上,小伙子心脏停跳,去世了。
当时我的心如同撕裂一样的痛。这个比我小几岁的壮实青年,几天前还蹬着自行车一天骑行90里路,用药4天后居然就这样死了?!我内心非常愧疚,觉得是我“杀”死了他!那天如果我不收治他,他是不是就不会这么快死去?或许我救不了他,但他不至于只活四五天。我一头钻进医院图书馆,查找有关资料。那时的医学书十分有限,只有《希氏内科学》的老版本,书上清楚地写着这种治疗方法并没有错,是科学的。但事实却是患者死了!在“科学”与“事实”之间,我迷茫了,自我怀疑了。
毕业留校后不久,我插队的浙江义乌一位退休领导来上海找我。他患了肺癌,我陪他找了好几家医院,一概拒绝,因为他是晚期肺癌,又伴有较为严重的冠心病。我只能帮他找了我校内科权威张伯臾教授,先帮他调好冠心病再说,至于肺癌,我都没敢直说。张老开出方子以后,我自作聪明地在张老方上加了几味抑制癌症的药。由于张老很忙,并且患者也要回老家,以后就通过书信联系,由我直接改方。想不到这一改,1978年是60多岁的老人,一直活到了1989年,竟然活了10 多年,大大超过了西医给他的“寿限”(3个月到半年)。
当时全社会正在热烈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一连串的事实,让我对中医彻底改变了看法。1980年,我考取了中医研究生,从此走上以中医为主体的医学研究与应用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