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   何裕民

每一位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有自己的学术经历，抑或可以称之为独特的学术机缘。我是如何走上中医这条道路的？半个世纪过后回眸，有偶然因素，也暗含着某种必然。

上世纪60年代，我中考考进了上海市重点、五年一贯制的华东师大一附中，可惜只认认真真念了一年书；到1969年2月，我便在轰轰烈烈的运动大潮中下了乡；此后7 年时间“修地球”，深刻体会了稼穑之苦及中国农村实情。农忙闲暇时，我最常读的书是哲学书。

1972年，我被招入浙南公社办的企业，从事有色金属加工，又萌生了工程师梦。1975年，阴差阳错，我被送进上海中医学院念书。当时我身体强壮，很少生病，素不好医，更从未听说过中医还有“学院”，但在那个年代能上大学就是“跳龙门”，于是心怀忐忑，走进中医学院的大门。

中医理论对我来说等同于“天书”。基础课讲的“阴阳藏象”我不仅听不进去，还感觉与脑海中的原有知识抵触太大。特别是讲到“经络”时，更感疑惑，曾不止一次地问过老师“经络”究竟是什么。

1977年底，国家恢复了高考，我向工宣队提出想退学重考，被狠狠训斥了一顿。1978年初，国家恢复研究生考试，我本科尚未毕业，就报考了上海第二医学院的肾病专业，居然考中了。当时我在郊区毕业实习，班主任专程来郊区找我，通知我喜讯。但由于名额调剂的原因，我又被转回了中医学院，学院考虑让我转读中医外科硕士。我一听说要回中医学院，不假思索就谢绝了。

1978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工作时学校要我“支援重点”（即留校任教），我当时非常不乐意。第二年我继续考研，报考上海第一医学院的临床医学专业，但这专业需有2年临床医师经验，因此错失机会。直到1980年，我对中西医学的态度发生了质的变化，主动报考了中医研究生。从最初的不信中医、不理解中医，到主动投身中医，这中间经历了什么呢？

最初在上海龙华医院见习时，我独立诊治了一位心源性水肿的老年患者。此人是公交车司机，因心衰日久，逐渐加重，对洋地黄类制剂已耐药了；又因水肿，加用了利尿剂，却未见效；当时他行动很困难，是坐着轮椅来医院的。我想到了张仲景的经方“真武汤”，将方子稍作调整，患者原来所用的西药继续，加用中药，居然效果奇佳，一周后水肿就退了，可以自己行走了。这位老人后来十分信任我这个小大夫，一直在我处求治。

第二件事是儿科见习时，我去了上海市儿童医院。由于门诊房间紧张，该院创始人、中国儿科奠基者，年过八旬的苏祖斐教授与我们挤在一间诊室。她看的是小儿过敏性紫癜，用的是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出于好奇和尊重，有空我就坐在她旁边。我看她用的都是凉血止血药，就大胆问苏老：“老师课上讲，这种病证大多由于脾虚，脾不统血，为何不用补脾益气摄血法？”

想不到苏老竟十分谦虚，说她那套是西学中的，中医就按我说的方法试试看。之后的三个多月，我们“祖孙俩”用补脾益气摄血法系统治疗并观察了近40 例患儿，效果非常好，近半数患儿用药两周后血小板上升，80%的患儿一月后血小板恢复正常。苏老很高兴，因为新的方案效果明显要好。我也很高兴，不仅与大专家在一起解决了临床问题，而且，看上去中医好像还是很管用的。

1978年夏天，我在奉贤县人民医院的急诊科实习。有天下午我值班，一个19岁的小伙子，满脸通红，骑着车来看病。他是柘林公社卫生院转来的，一查血象，考虑是白血病，我嘱其入院治疗。当时住院要自带被褥、暖水瓶，嘱其回去取。他家离县城30里路，当晚他回到医院；住院第2天即开始化疗，化疗到第3天，他就起不来床了；到第4天晚上，小伙子心脏停跳，去世了。

当时我的心如同撕裂一样的痛。这个比我小几岁的壮实青年，几天前还蹬着自行车一天骑行90里路，用药4天后居然就这样死了？！我内心非常愧疚，觉得是我“杀”死了他！那天如果我不收治他，他是不是就不会这么快死去？或许我救不了他，但他不至于只活四五天。我一头钻进医院图书馆，查找有关资料。那时的医学书十分有限，只有《希氏内科学》的老版本，书上清楚地写着这种治疗方法并没有错，是科学的。但事实却是患者死了！在“科学”与“事实”之间，我迷茫了，自我怀疑了。

毕业留校后不久，我插队的浙江义乌一位退休领导来上海找我。他患了肺癌，我陪他找了好几家医院，一概拒绝，因为他是晚期肺癌，又伴有较为严重的冠心病。我只能帮他找了我校内科权威张伯臾教授，先帮他调好冠心病再说，至于肺癌，我都没敢直说。张老开出方子以后，我自作聪明地在张老方上加了几味抑制癌症的药。由于张老很忙，并且患者也要回老家，以后就通过书信联系，由我直接改方。想不到这一改，1978年是60多岁的老人，一直活到了1989年，竟然活了10 多年，大大超过了西医给他的“寿限”（3个月到半年）。

当时全社会正在热烈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一连串的事实，让我对中医彻底改变了看法。1980年，我考取了中医研究生，从此走上以中医为主体的医学研究与应用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