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专家认为，加大力度推动医师到基层医院多点执业，是解决“飞刀”问题的办法之一

受访专家：

原卫生部副部长、著名妇科肿瘤专家 曹泽毅

北京桦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孙 岳

本报记者  张 芳

又一名“飞刀手术”医生被患者家属举报了。此次涉事的河南省开封市杞县中医院公开承诺，对患者家属所说进行调查并严肃处理。患者一方的诉求由此得到妥善解决，但举报事件的余波再次将问题摆到桌面上来：“飞刀手术”能否走到阳光下？

“飞刀”盛行，赞同和反对各执一词

据当事人马先生叙述，8月25日，他带父亲到河南省开封市杞县中医院看病，医生告知需要手术，但县中医院的医疗技术不足以实施该手术，需花3000元外聘专家来“飞刀”，且要用现金支付给医生。媒体采访中，马先生认为医院“乱收费”，且没有提供票据；县中医院主治医师却直言，患者家属在术前不仅知情，还明确表示了同意，等手术结束后又反过来举报医院。针对此事，医患双方各执一词，网上声音也有两派：一小部分人认为医生及医院法理上有亏，更多社会舆论认为，患者家属反手举报的行为实属“过河拆桥”。

“飞刀”手术，简单来说就是医生利用非工作时间，到其他医院实施手术。上世纪末，已有医生受邀开展类似诊疗，使不少基层患者受益。进入21世纪，“飞刀”医生的数量只增不减。202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受访的1800名医护人员中，16.3%有过“飞刀”经历；没有“飞刀”经历的医生中，67%认为主要原因是个人水平达不到“飞刀”要求。早前一项涉及3000余名医生的网络调查中，有55%的受访者称“所在医院医生‘飞刀’现象普遍”。近九成受访医护人员支持“飞刀”，认为其对医疗水平较差地区的患者来说有积极作用。

百姓中也有不少赞同之声。有网友坦言：“我能接受多给‘飞刀’医生一些钱。‘飞刀’请的都是技术好的医生，他们利用休息时间做手术，体力精神都付出了，病人自愿给‘飞刀’医生一点报酬，以表感谢，可以理解。”但与此同时，患者家属举报的情况也频频出现。

2018年12月，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三院因收受患者家属给外院专家的5000元会诊费，被患方以“索要红包”举报。

2019年9月，一名脑梗死患者在山西省洪洞县人民医院治疗时，接受院方建议外聘专家手术。手术顺利完成后，患者家属以一条视频曝光此事，视频中一沓厚厚的人民币引来舆论热议，并致县医院医生停职，县卫生局介入调查。

2020年11月，哈尔滨一名专家前往大庆第五医院“飞刀”，患者家属因不满手术台次延后，向媒体投诉医院违规收取3700元专家费。

2020年12月，河南省永城中心医院的一名患者，同意外聘专家进行椎间盘突出手术。医院要求支付3000元专家费，患者家属对此极为不满，于是向电视台投诉。医院最终退还3000元，并表示费用由科室承担，算是帮扶患者。

合情合理，但有时不合法

所有被举报的“飞刀”医生几乎都受到了处罚，可见“飞刀”手术虽有存在的客观需要，但有时是一种不合法行为。北京桦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岳律师解释说，“飞刀”手术属于“医师外出会诊”的范畴。按照2005年7月1日起施行的《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医师外出会诊应当至少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经医师所在医疗机构的批准，二是要征得患者、近亲属或监护人的同意。也就是说，医疗机构在诊疗过程中，根据患者的病情或要求等，邀请其他医疗机构的医师会诊时，经治科室应当向患者说明会诊、费用等情况。征得患者同意后，报本单位医务管理部门批准。本单位医务管理部门批准后，再由院方向其他医疗机构发出会诊邀请，待对方同意批准后，正式委派医师前来开展诊疗活动。

在实际操作中，外聘专家手术存在私下进行的情况，这属于医生擅自外出会诊，明显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应当由所在医疗机构记入医师考核档案；经教育仍不改正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纪律处分。孙岳特别强调，即便患者或患者家属在外聘专家前，与所在医院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医师擅自外出会诊也不能免责。

原卫生部副部长、著名妇科肿瘤专家曹泽毅教授在接受《生命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需要客观看待“飞刀”手术，不能否认其带来的积极作用。

对基层患者来说，“飞刀”是让其享受更高水平医疗服务的绿色通道。我国医疗卫生资源长期分配不均，基层医院水平不足，患者的高水平医疗服务需求较难获得满足。“飞刀”手术恰恰给基层患者创造了一个途径，不用奔波到一线城市的大医院排队就能享受专家的诊疗服务。遇到疑难杂症时，这不仅能省下不菲的交通、食宿、陪护等费用，还免去了长久等待的时间成本，对治疗康复有巨大好处。

曾有一名医生在社交平台发文，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举例，说明了“飞刀”手术给患者带来的实惠。文中称，假设患者在县医院住院，因为手术难度较大，院方外聘专家“飞刀”，费用8000元，治愈出院共花费3万元，医保报销70%，患者共需支付1.7万元；如果自行前往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住院费加食宿费估计需要5万~7万元，且大概率要排队等床位，再加上家属陪诊所需的额外付出，到底哪种划算，不难判断。正因如此，多数基层患者都对“飞刀”有较高认可度，有些甚至会主动要求请三甲医院的专家前来手术。

对基层医院来说，“飞刀”能帮当地医护提升医疗水平、帮医院留住本地患者。“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北京三甲医院专家”的宣传口号，曾出现在不少基层医院门口。基层医院对“飞刀”的需求可见一斑。一方面，专家来实施难度较高的手术，有助于基层医院扩大知名度，增强患者信任度；另一方面，通过与上级医院专家的沟通学习，可以提升基层医务人员的业务水平，这也顺应了国家提倡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大势。

对“飞刀”医生而言，利用非工作时间到基层手术，并获得劳动报酬，无可厚非。把技术带到基层，救治那些原本需要舟车劳顿求诊的患者，无疑是桩好事。就像北京某三甲医院外科主任所说：“明明可以做更多的事，为什么要让我的技术和资源浪费掉呢？”

合法化卡在哪儿

对患者、医生、基层医院都受益的事，为何会走进“灰色地带”？曹泽毅教授认为，这与正规申报流程的约束局限有一定关系。正规申报不仅时间较长，医生所获会诊费也可能有所缩减，还可能出现批不下来的情况。

“医疗中没有什么是百分百的，‘飞刀’手术也存在失败的风险。”曹泽毅教授说，手术成功率除了受手术固有难度、主刀医师技术水平影响外，还有其他关键因素，比如，团队配合的默契度占20%~30%，对所用器械的习惯程度占10%~20%。“飞刀”医生到其他医院手术，可能会使用不熟悉的器械，与未曾磨合好的团队合作，手术风险也可能升高。基层医院的硬件设备和医护水平不如大医院，一旦出现术中意外，有没有血库、是否具备抢救能力等，都会成为左右患者生死的决定性因素。在国外，医生“飞刀”都会带上自己常用的器械，还有包括麻醉师在内的团队，就是为了尽可能降低手术风险。手术成功后，“飞刀”医生没时间继续观察患者术后病情变化、无法及时处理并发症等意外，同样可能影响手术的最终效果，甚至引发严重后果。据报道，2021年10月5日，宁夏中卫市某整形诊所执业助理医师李某，未在当地卫健部门注册执业，应邀赴外地整形医院“飞刀”，实施抽脂手术。患者在留观期间出现疼痛、呕吐、神志不清等反应，后抢救无效死亡。李某因医疗事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赔偿被害人亲属50万元。

站在大医院的立场，手术风险增大，且可能占用外派专家在本院的工作时间和精力，因此审批会诊邀请时难免一慎再慎，不愿轻易“放人”。上级医院的重重顾虑可以理解，基层医疗的需求也应当被正视。部分专家认为，除遵循正规流程外出会诊外，加大力度推动医师到基层医院多点执业，是解决“飞刀”问题的办法之一。2009年的医改方案，特别提出要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目的是“鼓励医师到基层、边远地区、医疗资源稀缺地区和其他有需求的医疗机构多点执业”。然而，国务院新闻办2020年10月底发布的数据显示，彼时全国有26万名医师多机构执业。这个数字仅占当年全国注册医师总人数的6.36%。而且，多点执业的医师大多选择了报酬更高的民营医院，而非基层医疗机构。媒体调查发现，2015年多点执业的医生约35%流向了民营医疗机构，2020年底，这个比例飙升至70%。

一名三甲医院外科医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多点执业其实也有“危险”，万一手术出了事，病人是直接找大夫，还是找医生所在的三甲医院？只要责权不明确，到其他医院做手术就会有顾虑。相对而言，去医联体的下级单位支援，可能是个折中的解决方案。        曹泽毅教授说，“飞刀”的责权不明问题一直存在，若通过正规流程申报，会有院方协调处理，而私自“飞刀”不被法律保护，一旦出现医疗事故，违规医生会面临更多麻烦。“从规避风险角度出发，我个人认为，医生应当有保护自我的意识，不要私下接活。如果确实有需要‘飞刀’的手术，除遵循正规流程外，还要提前弄清对方医院的情况，判断是否具备开展此类手术的条件，且应尽量避免实施大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