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院长   董家鸿

每个人儿时都有偶像，我也一样。我人生的第一位偶像是陈景润先生，我少时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数学家。

1977年国家宣布恢复高考，我有幸成为第一批考生。因为那是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因此各高校都会首先进行招生选拔。具体来说，就是学校先把那些考过了分数线的考生档案全部放在一个会议室的大桌子上，各高校来招生的老师，早早就候在会议室外，当门一打开，大家蜂拥而上，去争抢考生档案。

我十分有幸，被第三军医大学（现陆军军医大学）的招生老师选中。我一直非常感激这位招生老师，他让我意外地成为了一名医学生。步入医学的殿堂之后，我遇到了人生的第二位偶像，他就是影响我一生的导师——黄志强院士。

医学和数学是不一样的。一道数学题如果解错了，还可以重新再演算一遍，但治病不行，开刀更不行。治愈率的百分数背后，是多少家庭的离合悲欢。手术台旁，屏幕上跳动着的每一个数字，都是带着温度的图腾。

面对生命，医生时时要做加法。黄志强院士曾经有这样一位患者。做过胆囊切除术后，患者上腹部突然剧烈疼痛，并且出现呕血。就在众人束手无策的时候，黄院士抱了一床被褥来到了病房，支起一张小钢丝床，直接睡在了患者的旁边。通过20多天连续细致地观察和研判，黄院士准确地诊断出了出血原因，还首创了肝动脉结扎治疗胆道出血的外科新术式，这项技术被誉为外科与医学史上的双重奇迹。

这大概就是生命中的加法吧，它加入了热情，加入了职责，加入了思考，加入了探索，才能换来治病的良方。

面对生命，我们有时也要用减法。切除肿瘤、清除病灶，这当然是一种减法。但这种减法不简单。手术刀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治病的同时，也会给患者带来身体的创伤。生命的等式当中，治疗是为了让病人的获益最大化。作为肝胆外科医生，我非常有幸创立了为国际同道所认同的精准肝胆外科范式，以最小的代价博取最大的健康获益。

然而有时候，生命中的“未知数”也来得让人猝不及防。

我的一位患者小江（化名）在高考前8天，突然重病发作住进医院，被诊断为肝功能衰竭，肝脏移植是拯救生命的唯一有效途径。家人商量后，决定由父亲为小江捐肝。但没想到的是，小江的身高超过1米9，他所需要移植肝的量比普通人大，父亲的肝脏不够用，母亲的血型又不符。情急之下，小江的姐姐站了出来。

我还记得小江哭着对姐姐说：“我不想要你的肝脏。”姐姐刚刚生完孩子几个月，小江怎么也不舍得让姐姐挨上这一刀。经过艰难地抉择，一家人最终还是做出了由父亲和姐姐“拼肝”救弟弟的决定。

“双供一受”的肝脏移植，是死亡风险300%的极高难度手术，医生没有退路，整个家庭的未来都系在医生的手中。我们唯有全力以赴，破解所有的不确定性难题和风险。经过14个小时的奋战，我和团队精准完成了双肝获取和植入的手术，一家三口顺利出院。如今，小江已经考上了医学院，立志从医。可以自豪地说，在肝脏移植领域，我们中国的经验已领先世界。

黄志强院士有一句名言是“治别人治不好的病，开别人开不了的刀”，这也成为我作为一名医生毕生追求的目标。如果说通往这个目标是一个复杂的“公式”，那创新、求实、担当、执着是最重要的“参数”，而这些参数中最重要的，则是一颗医者无私无畏的“大爱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