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专家：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中心副主任  苗常青,本报记者  李珍玉

当患者准备出院回家，或病情虽然不算紧急，但可能行动不便，不适合搭乘普通交通工具，或在病情稳定期要跨城市转运时，通常需要救护车提供非急救转运服务。但120救护车主要负责院前急救转运，很难顾及非急救转运。在寻求非急救转运过程中，患者和家属往往面临等待时间长、遭遇“黑救护车”宰客等情况。

“进医院容易，转院难。”在北京工作的夏先生两年前骑车时不慎摔伤骨折，进医院是通过120救护车运送的，但首诊医院表示无法手术，需要转诊到另一家医院。他随即拨打非急救转运电话999，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运力紧张，需要等待。”最终，在等待了近3个小时后，夏先生才得以转运。湖北赵女士的母亲去年因肺炎在某医院重症监护室治疗5周，病情稳定后想转到另一家医院继续治疗。没想，转运车一路颠簸，老人到新医院当晚就因肺炎高烧不退，医生推测是由于转运途中医护人员经验不足，未将老人上半身抬高，食物反流而引发肺炎。

一家非急救转运企业品宣负责人南兴君告诉《生命时报》记者，非急救转运服务主要是通过配备专业人员和专用车辆设备，为康复期患者、需转院者及出行不便人士，在不需紧急医疗处置的情况下，提供保障性医疗运送服务，涉及搬抬、转运、吸氧、监护、输液等照护措施。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党委书记吕国悦在今年“两会”期间表示，我国非急救转运存在需求量大，但运力不足等问题。以长春市为例，每年仅吉林大学附属的3家医院和吉林省人民医院的入院后需转运患者就达近万人次；加上二级以上的33家公立医院和109家民营医疗机构，长春市每年非急救转运需求可达两三万人次；再结合日益完善和发展的社区卫生服务、医养结合等工作，群众对非急救转运的需求迅速增加，供需矛盾不断加剧。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中心副主任苗常青表示：“目前大部分城市的医疗转运工作由城市急救医疗指挥中心负责。在急救资源还未十分充足的情况下，非急救转运的发展就更慢一些，甚至出现服务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具体来说，非急救转运难与两方面因素有关：一是政策体系尚未建立完善。当前，国家政策层面缺乏对非急救转运服务的明确引导和规定，各地出台的补充规定也多为原则性规范，难以有效规避潜在隐患。二是行业服务标准不统一。政府有关部门对于非急救转运服务机构的医务人员执业、车辆落籍，以及车载医疗设备购置等没有出台相应政策规定，导致大量“私营救护车”在未经行政许可的情况下进入非急救转运市场，从而出现坐地起价、甩客等问题。

苗常青表示，转运对象虽然不是危急症患者，但如果随车医护人员经验不足、没有专业资质、处理不当，将对患者控制病情非常不利，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因此，必须加大各方合力，让转运之路更顺畅。首先，先立规矩再干事。制定非急救转运有关规定，明确服务主体，规范服务流程，让服务变得有章可循。其次，完善运营模式。打造专门的非急救转运平台，将医疗机构和符合转运资质的社会机构一并纳入系统管理，实现统一呼叫号码、统一受理呼叫、统一指挥调度，与院前急救区分开来。最后，设置准入门槛。相关部门从机构规模、硬件配置标准、运营人员资质、运营管理制度等方面制定准入门槛，对申报机构资质进行核准，为准入机构颁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明确服务范围。符合条件的机构纳入非急救转运服务机构名录，接受卫生管理部门和急救指挥中心的业务管理、技术指导和质量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