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专家：上海闵行区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总干事  费  超  □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张玉霞

本报记者  施  婕

中国有句老话“养儿防老”，然而部分老人由于没有子女或子女无法提供照护，当他们步入高龄，生活无法自理时，会遭遇就医、照护、殡葬、身故财产处理等问题。人生的最后一程该托付给谁，成为他们最大的关切。2020年《民法典》的颁布，让“意定监护”走进人们的视野，成为托付余生的另一种可能。

“托付余生是我的心病”

《民法典》指出，意定监护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这意味着，将晚年托付给谁，可以由老人自己决定。

家住上海的杨女士今年75岁，她和老伴育有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儿子，年纪大了谁来照顾他们老两口，儿子又能托付给谁，一直是她最大的心病。杨女士告诉《生命时报》记者：“几年前，我从居委会那儿听说了意定监护的概念，但把亲朋好友都想了一遍，也找不到合适的意定监护人。后来，我打听到上海有一家意定监护组织。我寻思着，不行咱就去找‘组织’吧。”

杨女士所说的组织，就是成立于2020年的上海闵行区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尽善”）。据“尽善”总干事费超介绍，这是全国首家专业从事社会监护服务的社会组织，由区民政管辖，服务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受托作为监护人，照管委托人的日常生活，为其选择和监督养老机构；管理和保护委托人的财产；必要时为委托人选择医疗机构，确定治疗方案等；代理委托人进行各类民事活动，如申办证照、进行诉讼；处理委托人的身后事务等。另一方面是受托作为监护人的监督人，确保居民获得的监护始终尊重其意愿，保护居民的利益。

通过电话预约，记者于7月9日上午陪杨女士一起前往“尽善”进行咨询。在位于上海闵行社区服务中心三楼的一间约20平方米的办公室内，两名工作人员正在接受居民的来电询问。费超表示，目前“尽善”有5名核心工作人员，以及几名兼职法律顾问和志愿者，成立近4年已与31名老人签订意定监护协议，老人平均年龄80岁。

来“尽善”寻求帮助的老人，大部分遇到了监护问题，如疾病送医、入住养老机构，需要监护人在场做出决策和提供照顾。正式签订意定监护协议前，老人会经历长达半年的咨询及心理建设。过程主要包括，首次见面建立初步了解；与老人沟通监护协议细则；达成一致后，一起去公证处签署协议。签约后有两档收费标准，老人意识清醒时为代理阶段，每月收取500元代理服务费；老人进入无行为状态后，为监护阶段，每月收取2000元监护服务费。对于突发事件，“尽善”会按照实际服务小时数核定费用，并经由公证处监督。监护服务主要集中在住院、麻醉、抢救、急救、康复病房（70%）；养老院入住、转院、日常探视（20%）；身后殡葬、遗嘱执行等民事活动（10%）。

在费超看来，意定监护是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对未来做规划。担心无人照料的丁克家庭、失独老人，担心得不到子女照料的空巢老人，以及不愿意由孩子照料的老人等，都可以寻求类似“尽善”这样的机构帮助。

知晓度低，面临不少误解

在我国，意定监护制度出现于2013年，当年颁布实施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首次规定了老年人的意定监护制度。2017年，《民法总则》将意定监护范围从老人扩大至成年人。

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玉霞多年来从事老年普法工作，她调研发现，意定监护知晓度低，并存在不少误解，比如老人担心自身利益被他人或机构侵害。虽然相较于自然人，机构的优势在于稳定性和专业性，整合和筛选社会资源的能力更强，但也存在收费高、灵活性不足、信任度低、缺乏监管机制、缺乏服务标准和监管细则等问题。

目前，从全国范围看，社会组织从事监护服务仍处于探索阶段。除“尽善”外，广州还有一家，其他城市尚无先例。即使发展多年，由于签约老人不多，“尽善”目前仍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获取的资金难以维持机构运营。费超表示，监护过程中如果委托人对他人造成伤害，社会组织是否要承担连带责任，这类监护风险降低了一些组织推进相关服务的意愿，希望从立法层面进行区别和界定。

鼓励发展与建章立制同样重要

2022年，我国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突破2亿，加上家庭结构的变化、规模的缩小，高龄、失能失智、独居、空巢老人呈上升趋势，他们普遍存在监护不足的担忧，也让意定监护成为刚需。

虽然需求不小，但要找到可信赖的监护人并非易事，许多老人对意定监护还是存在顾虑、缺乏信任。在张玉霞看来：“如何完善配套制度、加强监管措施，提升意定监护机构的专业度、信任度，使其发挥更大价值，是眼下亟需解决的问题。”在监管方面，可参考新加坡的立法经验，在民政部门增设公共监护管理部门，进行全面监督；配套制度方面，可借鉴日本，在监护组织中纳入律师、税务人员等群体，以达到资源共享与互补。

从上海的实践来看，为了保护委托人的利益，公证机构承担了辅助、干预、监督、信托等职能。在老人关心的财产保护方面，“尽善”吸取了一些经验和教训，签约时明确提出监护服务和老人的财产不挂钩。费超表示，较为普遍的做法是老人如果没有能力管理大额财产，大部分资金由公证处监管，小部分自留，涉及支付问题，由公证处审核后从监管的资金中支付。        

从长远来看，鼓励发展与建章立制同样重要。张玉霞建议，鼓励支持设立专业监护机构，由民政部门制定监护服务评级标准。同时，规范监护行为，以及监护机构和工作人员的获利行为。比如，可制定协议范本，设立监护监察人条款，监管机构和监察人应定期查访当事人情况，监护机构应定期报送服务情况。此外，加强监护机构与法院、公证处、居委会的联动，监护机构应通过公证处与委托人签订协议，由公证处将信息与法院、居委会共享，保障监护协议实际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