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专家：重庆市人民医院副院长 杨 缙

本报记者  张炳钰

历经三个月的尝试，浙江衢州市人民医院于近期开始全面推行“主诊医师负责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曾多次呼吁我国医院推行该制度，并将医师的规范化培训与推行主诊医师负责制衔接起来。

长期以来，我国医院普遍实行三级医师负责制，即三个级别的医师（科主任、主任医师或主治医师、住院医师）分级进行查房，治疗决策由高级别医生把关。过去，在医生不同质的情况下，这种“传帮带”的模式保证了医疗服务质量，但随着时间推移，该制度的弊端也有所显现。

首先，主治医师、住院医师通常更了解患者的病情，但没有治疗决策、制定处方的话语权，成长受限；其次，如今患者基数变大，高级别医师的精力难免被分散，患者较难得到全面照护。为改善这一状况，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多家医院陆续推行“主诊医师负责制”。该制度最早源于美国，是国际主流的医疗执业与管理模式，主要以医疗小组的形式，对患者从就医到出院、随访的全过程诊疗负责，至少有一名主诊医师、一名主治医师和一名住院医师，主诊医师拥有最终医疗决策权，是医疗质量与安全的第一负责人，该角色经严格的考评遴选后确认。

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一些医院开始主诊医师负责制的探索实践。1993年，重庆市人民医院（原重庆市中山医院）在时任院长何德沛教授的带领下，率先效仿该模式，在院内推行“医疗组长负责制”；1994年，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全套引进该制度；2005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试点开展“医生跟着病人走”的医疗组长负责制，依据不同职能将人员和医疗资源进行群组化管理，再分配至各医疗组。

重庆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杨缙对《生命时报》记者介绍道，施行“医疗组长负责制”后，同样数量的患者，以前全归一个科室管，几位高级别医生需承担所有决策，精力难免被分散；现在一个医疗小组负责一组患者，医生精力相对集中，照护也更具连贯性。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患者、医师、医院多方均有受益。

患者更具主动权。患者自行选择医疗小组，有助鼓励其在更大程度上主动参与诊疗活动，提高治疗效率。而且，这一制度缩短了医疗服务流程，患者与主诊医师的交流更密切，减少了因沟通不足可能引发的医疗问题，患者的安全感、信任感更强。

调动医师积极性。由于职称限制，很多年轻、有才能的医生得不到充分锻炼。在主诊医师负责制下，各级医师只要自身业务水平过硬，就有机会担任主诊医师，增加直接接触病例的机会，有利于积累临床经验，促进业务能力快速成长。杨缙介绍：“该模式下的经济核算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做得多则绩效多，充分调动了医师积极性，医疗服务效率和质量明显提高。”

主任平衡医教研。医疗决策权下放给主诊医师后，科主任能腾出更多精力做学术研究、负责科室宏观层级的医教研把控。这并不影响科主任的行政管理职权及学科带头人的学术地位，也未完全剥夺其在临床中的功能，他们仍可担任主诊医师负责医疗组的诊疗。

资源配制更合理。杨缙补充道，该制度带来的另一项变革是“全院一张床”，让医生跟着患者动。以往，某科室的床位饱和时，患者只能排队等候。推行“全院一张床”后，若科室无法接待更多患者，可无条件使用其他科室富余床位，主诊组去患者所在病房进行诊疗、查房。这既满足了患者的照护需求，也提升了医院资源利用率。

“这些年来，随着制度的沿用及动态调整，主诊医师的遴选机制越来越严谨、科学，医师们越来越适应，年轻医师逐渐成长为成熟的专业手术医师，患者慕名前来问诊。”但杨缙表示，该制度也对医院管理提出了更多挑战，比如不同诊疗小组相对独立运行，可能为抢夺患者、达成绩效而出现不良竞争；主诊医师出现医疗事故时责任难以划分；新型绩效核算模式要求财务体系等管理更加精细化。杨缙认为，主诊医师负责制若想在国内进一步发展，上述这些问题须尽快得到妥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