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芳

自职业形成之初，医者，始终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悬壶济世。大医精诚，是医者修身立德的标尺，更是世代相传的医德典范。

医者之业，殊非易事。西晋名医杨泉直言：“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无数个寒暑，他们埋头苦学，研习岐黄之术；几十年扎根，他们坚守岗位，惟愿天下无疾。

拼搏在不同战场，深耕于各自阵地，医者似乎总有用不完的精力。为挽救生命，与时间赛跑；为攻克顽疾，拓荒学科空白。医者之路，道阻且长。但对他们来说，一朝披上白衣，就意味着将毕生献给了一个崇高的职业，即使苦累相伴，即便遭遇误解，始终初心不改。

行医者，虽非佛，却似佛。支撑他们以“铁人”之姿坚持下去的动力，或许就是“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高尚精神和神圣使命。

医患之间，如镜照人。只有让医者感觉到被理解、被尊重，才能给疾病治愈以更多可能，也才能给予患者更多生的希望。

我们在此倡议，感医之仁心，传医之善德，扬医之美誉，共建一个尊医重卫的社会环境，让每一位医者都能感受到职业的尊严与价值。这不仅是对他们辛勤付出的肯定，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树医德，扬医风，让医者荣耀！这是今日的呼吁，也是未来的期许。请与我们携手，向每一位荣耀医者致敬！▲

以下为“敬佑生命·荣耀医者”第八届公益活动年度论坛，获得“生命之尊”称号称号的医学大家的感悟。

徐肇玙：用研究为儿科发展铺路

作者  钟财芬

1923年，徐肇玙出生于一个医学世家，其父是参与开办中德医院（后更名为上海卢湾区妇幼保健院）的解剖学专家徐衡如。受父亲影响，她自幼便对医学充满兴趣，1949年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后，全身心投入到临床工作中，先是在部队当医生，随军辗转东北、川西多地后，于1956年调至北京儿童医院，从事小儿内科和传染科疾病的诊治。

在那个经济落后、技术匮乏的年代，儿科疾病种类繁多、患儿身体状况复杂。徐肇玙深刻体会到病理机制不明对诊疗的巨大制约。有感于此，1963年，她前往北京友谊医院细菌室深造，学习临床常见细菌的分析与鉴定方法，并参与金黄色葡萄球菌菌体分型的研究工作。这段经历成为徐肇玙职业生涯的转折点，让她的工作重心从临床转向科研。

1976年，徐肇玙受命组建基础研究团队，建立临床免疫、病毒、药理、细菌与同位素四个研究室，打开了儿科研究新局面。1979年，医院决定成立北京市儿科研究所，徐肇玙被委以副所长的重任。其间，她全力投身多个临床需求迫切的科研项目，带领研究团队探索了小儿免疫缺损病的发病机制与治疗方案，研究了中药肺炎合剂在改善小儿肺炎症状方面的药理作用，调研了北京地区小儿腹泻病例中各类致病菌的分布情况，开展了小儿肺炎病毒分离工作，并将同位素技术引入临床实践，为制定针对性的防治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据，让儿科常见病、多发病的科研水平再迈新台阶。

上世纪70年代，多种小儿传染病（如麻疹、猩红热、中毒性痢疾、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频发大流行，当时我国在儿科急救设备与技术方面处于空白状态，导致危重患儿病死率居高不下。1982年，卫生部妇幼司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携手合作，在国内各地开展小儿急救与农村妇幼保健工作，徐肇玙被借调到项目办公室担任主任。她英语能力出色，与基金会对接人沟通顺畅无阻，带着他们全国各地到处跑。依托前期扎实的临床和科研积累，徐肇玙带领项目组成功在全国13个儿童医院筹建起小儿急救重症监护室，并设立了10个妇幼卫生示范县（后扩展为30个县），为我国妇幼卫生保障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她还积极推动全国范围的儿科研究，组织参与单位建立科研协作组，并亲自参与小儿生长监测、贫血、佝偻病及小儿腹泻等多个研究，大大加速了我国儿科医学的研究进程。

带着百转千回的体验，徐肇玙走过了一个世纪。尽管受身体状况影响，其临床和科研工作已告一段落，但谈及儿科事业，她的热忱却不减当年。徐肇玙的一生，是不懈追求与推动儿科发展的一生，更是医者仁心、无言奉献的生动写照。▲

罗慰慈：看病要想到整个人

作者  张  彤

罗慰慈，1924年出生于福建福州，是我国著名呼吸病学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协和医学院“百年协和”一级教授、北京协和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

幼年的罗慰慈体弱多病，常与医院、医生打交道。他被医生们认真、严谨的态度所感染，于是从小立志学医。1944 年, 高中毕业的罗慰慈考取了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经过认真刻苦的学习，1953年，罗慰慈在北京协和医院开始了自己的行医生涯。

罗慰慈选择呼吸内科作为研究方向，对结节病、肺军团菌感染、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部肿瘤、急性和慢性呼吸衰竭等疾病进行大量研究，解决了众多临床疑难病症。他开创了中国结节病诊疗和研究的先河，引领并推动我国包括结节病在内的间质性肺疾病的研究和临床诊疗。

曾经有一位清华大学教师，当年二三十岁，被外院诊断为淋巴系统肿瘤，她觉得自己这辈子完了，就到北京协和医院最后核实一下。罗慰慈教授全面检查了患者的身体，认定这是结节病，后来该诊断被病理检查证实。这位患者之后每年都给罗教授写信或打电话问候，坚持了几十年。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一天晚上, 某医院一位同行急匆匆来到罗教授家中, 说科里一名患者已高烧几周，用了很强的抗生素仍未退烧。罗慰慈二话没说就随该主任赶到病房，仔细查看患者情况，当即认定是军团菌感染, 治疗改用红霉素。第二天患者就退烧了。那时军团菌感染在我国尚属罕见，罗教授之所以能如此果断地确诊，与他对学科的钻研是分不开的。

罗教授不仅医术精湛,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每一位患者的由衷关爱。遇到外地来京住旅馆的患者，罗教授会尽快将事情处理好，争取一天之内解决，以便患者早日返乡，节约花销。2007年，一名陕北农民来协和就诊。罗教授得知，他们一家三口已在旅馆住了3天，而检查结果出来还需要三四天，这对一个农民来说是沉重的经济负担。于是罗教授对他说: “你们留下详细地址，不用在北京等结果。我替你们查结果，给你寄回去。”听到这样贴心的话，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罗教授说: “看病不能只是看病，而是要想到整个人，这是我应该做的。”

从事呼吸病学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逾七十载，罗慰慈教授为呼吸病学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他曾任中华医学会内科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第二、三届主任委员，1996年当选亚太呼吸学会主席，1999年荣获卫生部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2006年荣获中国呼吸医师终身成就奖。

总结过往，罗教授说:“严谨地从事每一项工作, 做每一项工作时都要想到国家，想到所面对的人和事的具体情况。比如对待患者，能用低价药就不用高价药, 用‘以人为本’、真正对患者有利的治疗方法。”▲

孙载明：一辈子研究中药很光荣

本报记者   董长喜

孙载明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投身于药用植物的研发，时至今日已耕耘66年，为我国中药创新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他经历过战火纷飞的时代，亲眼目睹了许多人流离失所、缺医少药的生活，因此从小就对中医药充满了浓厚的兴趣。1950年，孙载明考入北京药科学校，1958年被调至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植物化学室做技术员，历任技师、主管技师。

职业生涯早期，在对茄科植物山莨菪的一次提取实验中，孙载明被一滴药液溅入眼睛，瞬间引起瞳孔放大。经检测证实，药液含有与阿托品相同药理作用的山莨菪碱。由于山莨菪碱是在1965年4月发现的，该科研项目被命名为“654”。现在医院广泛应用的“654-2”（即消旋山莨菪碱），就是在“654”基础上人工合成的临床急救药物。

1972年，为开发抗肿瘤、抗白血病的药物，孙载明不畏艰险，多次深入海南尖峰岭原始森林，采集红壳松样本，提取粗榧碱，最终成功分离出高三尖杉酯碱，并明确了其化学结构。高三尖杉酯碱在治疗急性非淋巴性白血病方面表现出色，至今仍被广泛应用于临床。

1985年，孙载明调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试验药厂厂长，从此走上了中药创新研究的道路。1986年，他依据中医药学理论，采用西洋参、蜂王浆、五味子等，成功研制出西洋参蜂王浆。1997年，孙载明带领团队，白天下基地，晚上搞研究，经历上千次实验，成功研发出国产银杏叶口服液，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结束了我国完全依赖进口银杏用药的历史。

1999年，孙载明从原单位退休，但他的研发工作还在继续。2017，孙载明主持研发的“低酸水溶性银杏叶提取物的制备方法”获得发明专利。2024年，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开展了临床随机对照试验，结果证明银杏叶口服液对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面积、斑块总积分和颈动脉狭窄均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虽然已是93岁高龄，孙载明仍未放下工作：“我赶上了好时代，如今国家对中医药十分重视，我们要传承、弘扬，更要勇于创新和发展。我一辈子都在研究中药，我从事的事业是伟大而光荣的。为人民的健康工作，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吴希如：缩短小儿神经学中外差距

本报记者  徐文婷

上世纪70年代，小儿身心健康还是一个崭新的概念，人们对于儿童神经性疾病的漠然近乎“迟钝”。但吴希如说：“脑科学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素质，非常重要。”因此，她40多岁时毅然改为钻研小儿神经学科，此后漫长从医路上，这一信念成为她倾尽心血的原动力。

1979年，吴希如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向美正式派遣的早期留学生，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习。彼时的她已经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临床工作了20多年。她师从美国小儿神经学科奠基人之一肯尼思·斯威曼，在老师和同学眼中，她这位超龄学生总是格格不入——严肃古板、不会潇洒。实际上，吴希如不是不懂休闲娱乐，而是时间紧、任务重，一分钟也不敢歇。出国前，吴希如所在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学、科研、临床均代表着中国医学水准，但到了美国后她发现，自己致力的小儿神经学基础研究，与美国整整相差了一个时代。为了弥补这一差距，她这个“编外人”比任何人都要努力。慢慢地，大家把办公室和实验室的钥匙都交给她管理，因为每天最先到的人是她，最后走的人是她，通宵达旦的还是她。第二年，勤奋的吴希如就完成了有关“苯酮尿症”机制的课题，论文在《美国神经》杂志发表。这种以呆傻、抽风为典型症状的遗传疾病，在中国儿童中发病率相当高，但相关机理研究并不多见。

经过两年夜以继日的学习，吴希如于1981年底归国，随后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建立起儿童神经系统疾病细胞与分子生物学研究室，开始了癫痫及脑发育相关疾病机制的研究。1990年，吴希如应邀赴美，参加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一项发育神经分子生物学课题，回国时她用有限的工资买了整整两大箱试剂，使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小儿神经学科能够较早地开始分子水平研究。

2004年，明尼苏达大学为留学生及访问学者设立了“杰出校友奖”，吴希如成为第一位中国杰出校友。这一荣誉可谓实至名归。她在我国首先诊断并报告了“RETT综合征”“小儿癫痫发作诱发失语综合征”“小儿线粒体脑肌病”等疾病；在国内儿科率先建立原代皮层神经细胞单层培养模型；国际上首次在人类患者中确定钙离子通道功能障碍与癫痫发生相关；领导完成了儿科各个亚专业的诊疗指南，主编多部儿科参考书；致力于培养优秀的医学人才，不仅传授专业知识，更注重培养医德医风。

如今，吴希如虽已91岁高龄，却依然精神矍铄，眼神中透着对医学事业的执着与热爱。她用一生的时光，践行着医者的使命，书写着大医精诚的传奇。▲                            

葛琳仪：开启中医传承“浙江模式”

本报记者  叶雪辰

“到这个年纪，就想尽自己所能再多看几个病人。”这是葛琳仪现在最常说的话。每次遇到突发的“疠气疫毒”，葛琳仪总是挺身而出。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已是耄耋之年的葛琳仪仍披挂上阵，和医院专家根据病毒的致病特点，牵头制订了“浙江省中西医结合诊治新冠肺炎推荐方案”。她对中医的赤诚热情来源于儿时的一段经历。

当时，葛琳仪的弟弟生病了，母亲带其遍访周边的西医院和诊所，可病情还是越来越重，后来经邻居介绍，找当地一位老中医诊治，病情才慢慢好转。“树枝花草”竟可以让人“起死回生”，亲眼见到中医药疗效的葛琳仪心中就此种下一个中医梦。1956年，国家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成立了第一批中医药院校。葛琳仪经过不懈努力考入上海中医学院，并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分配至浙江省中医院中医内科工作。可以说，葛琳仪的从医之路也是浙江省中医药事业改革发展的历史缩影。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时任浙江中医学院副院长兼浙江省中医院院长的葛琳仪，推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她力推学校增设针灸、推拿、中医骨伤、中药学等专业，结束了浙江中医学院建院20余年来单一的中医专业设置，为学校形成多学科交叉、融合、创新的学科体系开创了新路径。

“中医药历经千载而不衰，延绵百世而不坠，究其根本，在于传承。”葛琳仪说。2007年，国内首家“名中医研究院”成立，并挂靠于浙江省中医院，葛琳仪出任首任院长。目前，葛琳仪领衔的“群师带群徒”等模式，已成为传承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浙江模式”，并在多地推广。

多年来，葛琳仪格外重视创新。她常说，中医药要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创新和发展。她力倡中药剂型改革，率先在浙江省中医院开设现代化的中药制剂室，挖掘、开发各学科名老中医的验方验药，将其研制成颗粒剂、丸剂、糖浆、气雾剂等各种剂型，并应用于临床。

从医六十余载，葛琳仪不求闻达却誉满杏林，淡泊名利却硕果累累，她说“我只是个平平常常的中医人”。▲ 

吴光驰做好孩子的“保健医”

钟财芬

吴光驰，1934年出生于重庆，父亲是儿科医生，母亲是护士。在家庭的熏陶下，他于1953年考入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追随父母脚步，进入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首都儿科研究所前身）工作，开启了为儿科事业奋斗的征程。

从事临床工作一年后，吴光驰被分配到儿童保健研究室工作。每位医生和一名护士搭档，分管一个地段的儿童保健工作。地段内的居民多为体力劳动者，对儿童保健的重视程度较低，常常等孩子生病有症状了才着急。吴光驰就和同事背起药箱，骑上自行车，挨家挨户探访，定期给孩子们做体检，对家长进行营养指导，其间不仅发现了许多潜在的儿童健康隐患，还及时治好了一些高发的儿童传染病。这段经历让吴光驰深刻体会到百姓育儿的诸多困境，也更加坚定了他为儿童健康事业奉献终生的决心。

1962年，全国的科研工作重新步入正轨。吴光驰开始研究维生素D缺乏相关课题。当时，维生素D缺乏引发的佝偻病在全国儿童中广泛流行。经过三年攻关，吴光驰所负责的研究区域，儿童佝偻病防治取得显著成果，发病率从20.6%大幅下降到2.6%~3.5%。所总结的论文最终发表在《中华儿科杂志》上，成为当时儿科医学领域的重要突破。

改革开放后，生活节奏加快，许多女性因工作原因放弃母乳喂养，转而依赖奶粉。宣传母乳喂养好处、提高母乳喂养率成了当务之急。吴光驰开始负责“母乳喂养危险因素——母亲产后无奶原因调查”课题。研究强调母乳是儿童健康成长的基石，为改善我国母乳喂养状况提供了宝贵的科学依据。课题成果在1991年第四届全国母乳喂养研讨会上被评为一等奖，1992年3月又获得北京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佝偻病一直是吴光驰重点关注和研究的问题。这一疾病除了受维生素D影响，也与钙元素摄入不足有关。当时全国儿童有81%钙摄入不足，佝偻病患病率一度高达40.7%。那个年代缺乏专为儿童研制的钙补充剂，家长只能把成人钙片磨成粉，加水溶解后给孩子服用，费时费力且味道不好、吸收也差。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吴光驰结合母乳营养成分比例，把钙补充剂做成儿童易于服用的冲剂形式，还将其调得好喝营养易吸收，研制出后来家喻户晓的“复合钙”。看到家长们不再为孩子缺钙而烦恼，吴光驰内心充满了欣慰与满足。

退休后，吴光驰仍然坚持在保健科出门诊，守护孩子们的健康。对他而言，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深植于心的习惯和责任。他说：“这一辈子，为儿童服务，护卫他们健康成长，就是我最大的成就。”▲              

晁恩祥将“精”“诚”贯穿从医路

田雨汀

晁恩祥1935年出生于河北唐山，与中医的缘分始于一次小小的感冒。“青年时期，我因一次感冒领略了中医药的神奇疗效，由此萌生了学习中医的想法。”

1962年，作为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首届毕业生，晁恩祥被分配到内蒙古呼和浩特中蒙医院支边。在我国北部的边境，有个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地区，叫做莫力达瓦旗。就连大年三十的深夜，晁恩祥都会在雪中步行8个小时，为当地的乡亲们挨家挨户诊疗。多年兢兢业业的付出，大大降低了该地区克山病的发病率和致残率。凭借“一根银针、两把草药”，晁恩祥在临床医疗中摸索成长，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也得到了边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1984年，晁恩祥受调回到北京，参与中日友好医院的开院筹备工作，并担任了医院的首任中医处处长。然而，晁恩祥坚信“一切为了病人”，深知临床工作的重要性，两年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回到临床，并担任肺脾科主任。

2003年，SARS疫情暴发，晁恩祥作为首位到广东省参加会诊的中医专家，提出“表里双解、标本同治”的治疗方案。此后，他参与制订中医防治方案，并在中央电视台等媒体讲解中医药治疗瘟疫的经验。在甲流和新冠疫情期间，他继续发挥中医药的优势，参与中西医协同治疗重症患者的研究，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医药在传染病防治中的重要作用，为中医药事业赢得了声誉。

作为一位医德双馨的国医大师，晁恩祥用精湛的医术以及高尚的情操，诠释了“大医精诚”的深刻内涵。长于肺病，悉心钻研，晁恩祥创新中医“风邪”理论，形成风咳、风哮的辨治体系。在抗击SARS、甲流和新冠等重大公共卫生保障工作中，晁恩祥展现了中医药在急症救治方面的特色。他曾获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传承教育特别贡献奖”，是全国第三、四、五批名老中医经验继承指导老师。晁恩祥始终以“大医精诚”严格要求自己、教育学生，强调“精”为“学术精深，辨治精准，诊疗精湛”，“诚”是“诚心、诚信、诚意”，“对工作要有诚心，对中医学术要有诚信，对患者要有诚意”。

从医60多年，晁恩祥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以患者为中心，不断探索中医诊疗的新境界，以实际行动彰显中医药的独特优势和使命担当。如今，已耄耋之年的他，仍然坚持每周出门诊，为一位又一位患者巧施妙手，奋战在中医药防治肺系疾病的前沿。▲     

翁维良心血管的“中医卫士”

叶雪辰

翁维良,1937年出生于浙江宁波,1960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分配到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工作后，师从郭士魁、赵锡武、岳美中等著名中医药学家，由此开启了长达六十余载的中西医结合临床、科研和教学事业。

翁维良进入西苑医院工作后，作为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项目的主要成员，与团队成员揭示了“血瘀证”及“活血化瘀中药”的科学内涵与作用机理，引入了血栓、血小板等血瘀高黏状态指标，使血瘀证的诊断更清晰、实用；按照作用强度将活血化瘀药明确分为养血活血、活血化瘀、破血逐瘀三类；研制出冠心3号等实用经验方；推动血瘀证病症结合诊疗模式，该研究成果荣获中医药行业首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还牵头制订中医临床研究质量控制行业规范，推动建立中医院首家中药临床药理研究所，出版我国第一部《中药临床药理学》专著。此外，他还积极投身传染病防控，作为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国际会议的世界卫生组织中方主席，参与制订中医药治疗SARS研究设计方案。

翁维良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总结出“百病多瘀”“老年多瘀”“久病多瘀”“怪病多瘀”“心病多瘀”的血瘀病因病机理论和“活血化瘀十二法”，提出了“治心必通瘀”的诊疗思想，丰富了血瘀证、活血化瘀理论的内涵，将活血化瘀研究成果应用于心血管重症及疑难病的治疗中，在重症心衰、病态窦房结综合征、介入术后再狭窄、肥厚性心肌病等严重心脏病的治疗中取得重大突破。

虽已年至耄耋，翁维良仍以极高的热情坚守在临床一线；多次在媒体平台将心血管疾病的中医防治、活血化瘀中药的科普知识传授给大众，为全国人民的健康保驾护航。他经常说：“当医生就是要为老百姓服务，要做‘人民的医生’！”在几十年的行医历程中，当他出诊时，无论多晚都要看完最后一位患者；多次跟随医疗队到偏远农村巡回义诊。

作为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翁维良非常重视人才培养，指导出大批现代中医药专业研究人才，其中不乏中西医结合领军人才。“教出一个好学生，对临床来讲，能救治的患者是翻倍的，学生也有自己的学生。愚公移山里讲：子子孙孙无穷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