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期刊中心主任   董燕萍

话说在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神医”华佗总共出场了两次。

一次是在第七十五回，关云长手臂中了毒箭，华佗不请自至，称因闻将军乃天下英雄，特来医治。华佗看了之后，说：“毒已至骨，需用刀刮骨，但恐君侯惧耳。”关公的回答是：“任汝医治。吾视死如归，有何惧哉！”于是，一边是华佗手持尖刀，切开皮肉，用刀刮骨，悉悉有声，血流盈盆，见者皆掩面失色；一边是关公虽汗流如注，仍饮酒食肉，谈笑弈棋，神色如常。最终华佗手到病除。医毕，关公设宴款谢，赠金百两，华佗亦坚辞不受。神医、名将惺惺相惜，互敬互重，传为千古美谈。

另一次是在第七十八回，曹操因宿疾头风病发作，痛入骨髓，诸医束手无措。近臣华歆力荐华佗，星夜入诊。华佗说：“病根在脑袋，枉服汤药，需先饮麻沸汤，然后用利斧劈开头颅，取出风涎，方可除根。”曹操大怒道：“汝要杀孤耶？”遂急令拿下，囚禁追拷，一代名医冤死狱中。华佗死后，曹操病入膏肓，无人能医，一代枭雄撒手人寰。

纵观华佗与关羽、曹操之间发生的故事，事实上反映了医患关系的两种状态——前者融洽，后者冲突。

华佗与关羽赤诚以待，互相钦慕敬重。医生竭力救治，病人全力配合，留下传世佳话，成为医患关系的典范。建立和谐医患关系最根本的基石是“信任”二字，病人绝对信任医生，是对医者的尊重和对其医术的高度认可。并且，这种信任在无形中会起到不可低估的心理治疗作用，对恢复健康大有益处。医生若心系患者，平等待人，无私心杂念；救死扶伤，大医精诚，不贪功谋利；厚于德者仁于心，博于学者精于艺，则医德双馨，终成大器。

以现代医学心理学角度分析，曹操属于典型的偏执型人格障碍。他有句“名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此类人生性多疑，主观性强，过分敏感，从临床的角度来说就是“依从性差”。加上书中的第二十三回提到，御医吉平以治病为由，试图毒杀曹操为国除害，事败后慷慨赴死。此事更令曹操杯弓蛇影，对医生失去基本的信任。

虽然华歆推荐华佗时，讲了很多民间关于他悬壶济世、妙手回春的奇闻轶事，曹操还是半信半疑，待听华佗说要开颅，便认定“汝必与关公情熟，乘此机会，欲报仇耳”。他不听众臣劝谏，不分青红皂白加以猜疑，“此人欲乘机害我，正与吉平无异！”曹操讳疾忌医，滥杀无辜，致使千古名医华佗含冤而死，而他自身也痛失治疗良机，可谓害人害己。

笔者也曾想，因曹操被世人视为“国贼”，皆痛恨之，华佗虽然从医者的人道主义出发，大胆提出了根治疾病的有效方案，但厌其为人，对曹操的态度较之对于关羽，或许可能缺少了些许关心和耐心。

据《三国志》记载，华佗“为人性恶难得意”，意思就是他的个性较强，不太善于与人相处，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情商较低。针对曹操的心理和性格特征，华佗在“术前谈话”时，没有加以心理疏导，详尽解释病情变化，说明治疗方案的合理性和风险点，反而端出了关羽，“大王曾闻关公中毒箭，伤其右臂，某刮骨疗毒，关公略无惧色；今大王小可之疾，何多疑焉？”当时蜀魏对立，此言无疑是火上浇油，由此招来杀身之祸。

诚然，《三国演义》中的医患关系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华佗虽被视为中医外科学和麻醉学的创始人，但由于古代缺乏先进的医疗仪器设备，只能凭借望、闻、问、切的传统手法来诊断病情，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诊断依据。古代名医大多源自家传，独立行医，没有当今之学术交流，无法形成专家共识、指南和循证医学，再加上三国鼎立的政治因素，华佗即便冤屈亦百口难辩。

华佗的故事使我们认识到，作为一名合格的医务人员不仅要有过硬的专业素质，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人际关系协调能力，处理医疗事务才会得体周全，富有人情味又不失原则。尤其当碰到“难缠”的病人时，多一份理解和关心，多一些策略和技巧，再加上快速准确地诊断病情、有效制订治疗方案，就能取得对方的信任、配合和支持，不少医疗纠纷就可以避免和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