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专家：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副教授  李  明

本报记者  施  婕

国家卫健委2023年10月披露的数据显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试点地区已实现校园心理辅导室100%覆盖。但近年来，作为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干预渠道，校园心理咨询室却因隐私泄露陷入信任危机。

在社交平台上，不乏被校园心理咨询“伤害”的个人分享。一位化名“木子”的网友说，自从向咨询师表达抑郁倾向后，校方就得知了这一消息，以“家长陪读”“签署禁出校门协议”作为继续学业的前提，否则就要被劝退。另一所高校学生自述，咨询师将隐私层层扩散至辅导员、家长，令他无比痛苦。类似事件持续发酵，引发不少学生的共鸣。学生们的不信任集中于三方面：担心隐私保护机制缺失；顾虑咨询师资质；质疑心理咨询的效果。

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副教授李明告诉《生命时报》记者，校园心理咨询系统的定位是发展性心理支持，主要应对学业适应、人际交往等成长性议题，包括三方面：心理教育、心理陪伴、心理咨询，与医疗机构的精神心理科存在本质区别。

在从业资质方面，我国尚未建立统一准入标准，现行模式主要依据专业学历（一般要求心理学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实践咨询经验进行筛选。因此，不少校园心理咨询师不具备心理医疗资质，比如非精神科（助理）执业医师、未通过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无法进行治疗层面的操作，只提供咨询类指导。

在信息保密方面，李明强调，在近年来走访中，高校的在聘心理咨询师均接受过专业训练，且泄露学生隐私的属少数行为，只是一些个例在网上发酵放大。在专业心理咨询的框架下，信息披露合规性取决于《知情同意书》的约定条款，但学校、学生的预期常有“错位”，学生只想寻求心理支持和帮助，校园则以学生安全为目标。为预防意外发生，学校普遍设置“保密例外条款”，涵盖自杀实施、伤人倾向等极端危机，但在实务操作中存在较多争议，譬如“自杀意念”与“自杀计划”究竟如何界定。

因此，泄露事件的不断出现，李明认为归因于双重压力：一方面，咨询师风险评估能力不足，倾向于“泄密止损”；另一方面，为规避责任、风险，高校要求“强制上报”学生的心理危机，如自伤倾向、创伤经历，使咨询师陷入两难，只能在“保密承诺”与“行政服从”间做出取舍，成为学生心中的校方“同伙”。

在咨询效果方面，李明坦言，当前校园心理咨询的供需严重不平衡。不少心理咨询中心有一张长长的等待者名单，需求量大，但专业人员短缺，因此咨询次数大多限定在1学期6~8次。如果咨询师把学生的“心理创伤”扯开，却没有足够时间去处理，反而会造成二次创伤。因此，校园心理咨询常让人有种做“表面功夫”的印象。

也正因专业人员短缺，校园才会让辅导员、教辅人员、行政人员接受相关培训，兼任心理咨询师，以作权宜之计。身份重叠的背后暗藏伦理隐患，当咨询师同时掌握学生奖惩权，来访者的自我披露意愿会显著降低。更有案例显示，有兼任辅导员的咨询师将咨询内容纳入学生综合评价，摧毁了信任关系。

李明认为，校园心理咨询的必要性毋庸置疑，当下需构建心理健康与隐私保护的双重防线。

首先，校方应建立完整制度保障，严禁将治疗信息用于学术评价或纪律处分，将心理咨询记录与学工档案完全分离；完善事后追溯，设立独立伦理委员会，对相关情况进行专业判定，同步推进心理科普。李明表示，校园心理咨询需以“最小披露”为根本原则，部分校园已建立“三级信息披露机制”——初级预警限于专职咨询师团队内部研讨；中级危机通报校医院精神科医师及分管领导；完整档案调取仅限司法介入等法定情形，最大限度守护隐私边界。

其次，校园心理咨询师应恪守双重准则：一是严格遵循身份隔离原则，比如禁止教辅人员对其管理范围内的学生开展咨询，从源头切断权力干涉的可能性；二是实施全流程透明化操作，在首次咨询时详细解释保密边界，在危机干预启动前必须协商披露尺度，确保来访学生始终享有“知情权”。

最后，李明建议，学生仍需信任心理咨询，尤其是遭遇七类心理危机情境时要主动求助：持续情绪失控干扰正常生活、深陷人际冲突、面临学业中断危机、承受家庭重大变故冲击、突患重症需心理支撑、遭遇诈骗等突发创伤、长期困于原生家庭阴影。以上心理应激源若未获专业干预，可演变为持续性心理损伤，一旦超出可承受范围，或许会成为一场心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