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 卢倩

今年距离世界上第一例人类肾脏移植手术成功实施已过去了70年。从手术技术的艰难探索到各种免疫抑制药物的迭代问世，一代代科学家和临床医生将器官移植这个原本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了如今拯救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生命的成熟手段。正如肝脏移植之父托马斯·斯塔泽教授说过的，“医学的发展史，往往是昨日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今日认为还很困难的事，在明日成了日常工作。”

没有器官捐献就没有器官移植，器官移植预示着新生，而器官捐献则可能意味着死亡。器官移植医生要无数次面对生与死在同一场景中的“对撞”。有的医生曾说：“我们尽了一切努力去救治那位捐献者，直到无力回天。我们看着他的心跳停止，心电图呈一条直线，然后我们立即将他推入手术室，移取了他的肾脏。这个过程听起来很残忍，但我们这么做是为了救治另一个人。”

在当下，我国很多器官捐献者家属更愿意将器官捐献看作患者生命的延续和接力，器官受赠者的“重生”也是对捐献者家属莫大的安慰。2017年，16岁的湖南少年叶沙去世后，其多个器官拯救了7个人，其中5人组成了一支特殊的球队。叶沙的父亲说：“你们（受捐者）让我有了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叶沙在我身边生活了16年，而今我将这16年的感情揉成了若干份，分派到你们每一位的身边，愿你们带着叶沙的眼去感受灿烂阳光，带着叶沙的心去感受多彩的世界。”

在器官捐赠与移植的生命接力中，器官捐献协调员们默默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器官捐献者很多是因突发情况进入临终状态的，家属面对着巨大的、突如其来的悲恸。而此时，器官捐献员要在这个极为特殊的时刻，理解他们、支持他们，与他们共情，如此才能让器官捐献这一大爱奉献的举动成为可能。

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网站，截至2025年4月25日，志愿登记捐献器官人数已超707万，捐献例数为58748例，捐献器官个数超18.1万。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又一个作出慎重决定的家庭，以及数万个生命的新生。

长期置身于医院这个特殊的社会窗口，我们在患者和家属身上看到了最真实的人性，其中有恐惧、有希望，有崩溃、有理智，有怯懦、有勇敢。我常常觉得，医生在帮助患者的同时，患者也在教医生如何看待生命，特别是如何面对逆境。

2002年，时任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肝胆外科主任的董家鸿教授完成了国际首例废弃肝脏的移植，我有幸参与其中。当时，一位车祸外伤患者因严重肝裂伤、左肝管横断需进行左肝切除，以挽救生命。而此时，同病房还有一位肝硬化严重门脉高压的患者，生命垂危。巧合的是，这两位患者血型一致。如果将外伤患者切除的左肝移植给生命垂危的肝硬化患者，则有可能一举挽救两条生命。

科室马上征询患者的意愿，并请医院伦理委员会进行紧急评估。这名外伤患者了解医疗团队的想法后，很快表示同意。切除手术与移植手术同期顺利进行。术后，两位患者都恢复良好。他们在即将出院时还互赠鲜花，在科室里合影留念，眼神中流露出的真情让我久久难忘。

从医20年，我跟踪随访了许多接受过器官移植的患者。与其说是我在为他们提供服务和帮助，不如说是他们在看着我逐渐成长。事实上，肝移植团队很多关于免疫调节的知识，都是来自于对这些患者的长期治疗和相互沟通。而现实中，也不全都是成功的经验和案例。

多年前，一位妈妈为不明原因肝功能衰竭的儿子捐献了肝脏。手术很顺利，但我们很快发现，这个男孩术后反复出现腹腔动脉自发性动脉瘤并出血，最终遗憾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考虑，这位患者可能有隐性遗传性基因疾病，也因此意识到，在遇到不明原因的肝衰竭患者时，要尽可能完善包括基因检测在内的各类非常规检查。

在某种程度上，患者无异于在用生命为我们授课，而这样的“教学机会”只有一次。我常对学生们重复一句话：对手中所持的柳叶刀，我们要时刻保持百分百的敬畏，再怎么审慎都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