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主任、安宁疗护团队负责人 路桂军

“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期间，有媒体想邀我做一场“安宁疗护”理念分享，但最终这个分享环节取消了，理由是：安宁疗护是教人接受死亡，与肿瘤防治周“抗癌”的主旋律不符。很显然，活动组织者认为安宁疗护与抗癌是对立的。真的是这样吗？肿瘤的防治必定意味着要战胜死亡吗？看来，针对肿瘤防治这一话题，还有必要向公众普及更深层面的认知。

通常当一个人被诊断为癌症，其生命轨迹便与“对抗”二字紧密相连。从早期的手术，到后来的放疗、化疗、靶向治疗，现代医学早已将抗癌定义为一场“战争”——胜利的标准就是彻底消灭癌细胞。然而，患者最终常面临一个问题：治疗的终点究竟是生命的延续，还是以生命为代价同归于尽？记得有一位患者在生命尽头这样对我说：“自从得病以后，我从‘人治病’，逐渐走到‘病治人’，最后只能妥协于‘告别’。”

抗癌的本质，究竟是对抗还是共存？我经常看到，许多患者在癌症治疗过程中，其自主权常被孝道伦理所压制。68岁的肺癌患者张先生，因疾病已进入终末期，曾明确表达过拒绝插管，但关键时刻，家人却因“不忍心”而违背其意愿——插管、进ICU……最终张先生无缘善终。诚然，医学进步无可厚非地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期，但却未必提高了他们的生存质量，这种集体决策反映出常态文化对“善终”的误解。

现代医学将癌症治疗简化为“对抗模式”，手术切除、放化疗等都旨在消灭癌细胞。抗癌的惯性让晚期患者陷入“欲罢不能”的困境，最终只能在痛苦中离世。为何选择抗癌即无缘善终？实际上，其矛盾的根源并非医学技术，而是文化困境，是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的撕裂，是社会对死亡认知的匮乏。

我认为，理性抗癌应该包含这几点。首先，从早期的“不妥协”演化出终末期“接受疾病与之共存”。医学模式的与时俱进，正推动着医疗体系经历范式的转变。上海某三甲医院的统计显示，接受过生死教育的癌症患者，生命尽头无效医疗支出减少64%，而心灵照护需求增加81%。这组数据折射出现代医学的人文觉醒——当医疗团队用“生命预后”取代“生存期预测”，用“症状管理”替代“疾病治愈”时，医疗的本质就能重新回到对生命的敬畏。这种认知重构让癌症患者从“与死亡对抗”转向“与生命对话”，在有限的时空里完成未竟的心愿，达成生命尽头的共存与和解。这就是我所说的“善终”。

回头再看患者抗癌的历程，恰似汉字“我”的结构——二戈相背，矛盾共生。患者从确诊初期的激烈抗争，到晚期与疾病和解的过程，暗合道家“物我两忘”的哲学。这种豁达并非放弃，而是超越对抗的智慧。生命的真谛在于平衡抗争与接纳，真正的胜利，是在有限时间内种下希望，好好地活到最后。抗癌的终极意义，不在于击败死亡，而在于借由疾病完成对生命的觉醒。抗癌与善终的矛盾，实为人类对生命认知的进化契机。当社会能坦然讨论死亡，当医学不再将治愈视为唯一目标，当个体在治疗中保有自主权时，“对抗”与“妥协”便能统一于对生命的敬畏之中。正如那位临终患者所言，抗癌是“从戈矛相向到握手言和”的成长，或许这才是人类面对疾病与死亡时，最深邃的生命智慧。

纵观生命全程，人生价值不仅是时间的累积，更是生命质量的权衡，抗癌本质是一场从对抗到和解的生命修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智慧，为这场修行提供了精神底色；现代安宁疗护的实践，则为其注入了科学内核。当社会集体正视死亡蕴藏的生命力，我们终将理解：真正的善终不是医疗技术的胜利，而是人类用觉知与温柔，为生命画上的圆满句点；亦唯有如此，方能实现庄子所言“善生者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