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专家：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张立武

本报记者   王思予

微塑料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引发关注。复旦大学团队在中国科学院《环境与健康》期刊发表的新研究显示，微塑料不仅大量存在于环境中，临床常用的静脉输液袋（主要是聚丙烯材质）也会释放大量微塑料颗粒，输液一次就可能将数千乃至数万个微塑料颗粒直接送入血液，威胁健康。于是，一个问题被摆上台面：输液行业是否需要一场“材料革命”？

据了解，输液材料的革新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最早是玻璃瓶，而后陆续演变为塑料瓶、聚氯乙烯（PVC）软袋、非PVC输液袋（由多层共挤聚烯烃复合材料制成，可细分为非PVC软袋和直立式软袋）。除最早的玻璃瓶外，其余三种均属塑料材质。目前，全球范围内，塑料材质输液产品都占据主流。资料显示，软袋输液在美国占比约为90%、欧洲占比约为70%、日本占比60%左右。在我国，根据中国银河证券发布的“大输液行业深度报告”，2024年8月，我国玻璃输液瓶占比为17%，塑料瓶占比38%，非PVC软袋占比33%，直立式软袋占比约12%。

上述研究负责人、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张立武在接受《生命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静脉输液过程中，不溶性微塑料颗粒随输注液进入血液循环后，可在血管内皮沉积，有可能诱发静脉炎和血栓形成。一项包含304例颈动脉斑块病例的研究发现，58.4%的患者斑块中检出聚乙烯（PE）微塑料，其致命心脑血管事件风险提高了4.5倍。此外，胎盘、子宫内膜、心脏，以及硬化肝脏等多个组织器官中都曾发现微塑料颗粒，涉及聚丙烯（PP）、聚酰胺（PA）、聚氨酯（PU）、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PET）和聚苯乙烯（PS）等多种类型。这些颗粒有可能导致细胞凋亡、基因毒性及纤维化，损伤组织功能。化学层面上，塑料添加剂（如增塑剂、抗氧化剂）在体内的释放，也可能加剧免疫反应，产生潜在毒性。由此可见，输液材料的安全性不仅涉及无菌性能，微塑料释放与其生物学效应的双重风险也值得关注。

张立武介绍，塑料材料在生产、储存和使用过程中，难免受到温度、机械作用和化学物质的影响，一旦发生物理或化学老化，表面逐渐降解，就会释放微塑料。此外，灌装液体在原料提纯、输送管道或灌装环节中，也可能引入微塑料颗粒。

早在1970年就有报告提出，市售输液产品灌装液体中存在塑料颗粒，但这一开创性研究当时并未引起足够关注。此后，各种塑料材质的输液瓶及输液管应用范围愈发广泛，在不同品牌和类型输液袋中检出微塑料的公开研究也随之增加。

以目前市场看，几乎所有类型输液产品都存在缺陷。比如，常见的非PVC输液袋使用了医用级聚丙烯（PP）、聚酰胺（PA）、高刚性聚酯（PET）、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EVA）等材料，兼具柔韧性与透明度，不含常见增塑剂，但对微塑料释放的长效控制作用仍需验证，仅可作为降低增塑剂风险的短期过渡方案。新兴材料中相对更安全的是生物聚合物，如聚乳酸（PLA）、聚羟基脂肪酸酯（PHA）和聚丁二酸对己二酸酯（PBS）等，其能在自然环境或体内降解，减少持久微塑料排放，理论上可以降低长期累积效应。不过，这些材料在注射级包装中尚不常见，成本较高，且机械性能、灭菌方式、与药物的相容性等还需要进一步验证，较难实现快速增长。

相关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医疗输液使用量为105亿袋（瓶），人均每年使用达7.5 袋（瓶）。虽然此前有国家卫健委相关人士澄清，“百亿瓶”是我国每年输液制剂的生产量，不等同于输液量，但每年接受输液治疗的患者数量仍极为可观。因此，有必要在输液系统发起一场“材料革命”，从源头减少微塑料释放，降低潜在健康风险。

在张立武看来，短期内，可通过优化现有PP/PE配方、引入微塑料释放限值、严控包装与储存条件（避光、低温），降低微塑料释放风险；中长期而言，应加强多方协同，继续开展新材料的临床验证，力求从根本上消除微塑料风险。比如，材料创新方面，除生物基可降解聚合物外，非PVC热塑弹性体已在部分输液袋中应用，其具备良好的透明性与生物相容性，不含增塑剂，可降低塑化剂迁移及微粒释放风险；一些创新性的可降解与可持续医疗包装材料，在通过气密性、力学强度、高温灭菌、兼容性等方面的优化后，或可投入临床应用；高性能工程塑料（如聚醚醚酮PEEK和聚酰亚胺PI）具有卓越的热稳定性和化学惰性，可显著降低微粒释放，如能降低成本、强化生产与灭菌工艺，未来也有应用于输液产品并大规模推广的可能。

输液领域革新不仅包括材料研发，还涉及大规模材料更换带来的生产工艺、监管标准和成本变化，比如，生产设备改造、质量体系重建、耗材成本增加、监管标准更新等，短期内，必将增加行业负担。随着生态环境要求的日趋严格，行业也将面临废弃物处理和回收标准的革新压力。可以说，输液行业的“材料革命”必然长期且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