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专家：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庄渝霞

本报记者  张炳钰

近日，联合国人口基金发布《2025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在调查14个国家超1.4万人后发出警告，全球正面临生育率危机。受访者表示在理想状态下希望拥有2个子女，但实际生育结果与意愿存在偏差，近1/5的人未能或认为无法实现；在意大利、韩国等低生育率国家，超14%的受访者预计难以拥有理想数量的子女。

报告显示，39%的人将经济压力列为生育计划受阻的主因，涵盖住房成本高、育儿费用贵、就业不稳定等。其中，58%的韩国受访者将经济因素视为生育障碍，而尼日利亚的这一比例为32%。另外，有20%的人表示，对气候变化、国际冲突、流行病等风险的担忧，使其主动限制家庭规模。

当前，全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育率下跌。韩国2024年总和生育率(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平均每位育龄妇女的生育子女数，是人口决策重要的参考依据)降至0.72的历史最低点，成为全球首个跌破0.8的国家；日本2024年新生儿数量仅为68.6万人，总和生育率1.15，连续9年刷新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柳叶刀》发布研究报告预测，到2050年，全球超3/4的国家生育率将不足以维持人口长期稳定。人口减少会直接导致劳动力萎缩，社保压力增加。人口老龄化将深刻改变全球经济竞争格局，进一步导致经济发展衰退，生育动力更加不足，由此陷入恶性循环。

近些年，多国尝试通过经济刺激政策鼓励生育，但效果普遍不及预期。韩国2006~2021年共启动四次“低生育基本计划”，累计投入28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48亿元），生育率反而跌至新低；俄罗斯政府发起的“母亲资本”计划从2007年起向产妇提供津贴，虽然在初期推动生育率回升，但未能形成持续吸引力。一般认为，真正有效的生育支持支出需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其中现金支持需占1%。同时，大部分国家实施的政策都停留在象征性的补贴层面，未触及结构性矛盾。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庄渝霞指出，影响生育的主因必然有经济。第一，孩子养育成本高。在发达国家，儿童抚养至18岁的平均成本已达人均GDP的2~4倍。第二，买房负担重。购房压力使很多年轻人不得不推迟生育计划，甚至放弃生育。第三，职场压力大。随着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育龄青年对个人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增加。第四，女性“想生不敢生”。就业压力升高、生活不确定性大、家务和育儿分工不平等，都影响了女性生育决策。

生育问题的破解之道在于整个社会进行系统性、结构性改进。一方面，应从国家层面规范生育休假制度，同时政府主动参与探索生育成本共担。庄渝霞指出，一味延长产假的政策会固化女性的养育角色，加剧企业男性和女性用工成本支出不平衡，导致女性在劳动力市场更不受欢迎；男性陪产假并未有效落实，应在全国层面出台统一政策加以规范，并纳入生育保险范畴进行支付。同时，很多生育政策均为鼓励性质，会触及企业成本等现实问题，在现实中较难落地。政府应主动参与探索生育成本共担机制，把企业职工婚育期间产生的用人成本转变为社会公共成本。

另一方面，庄渝霞建议，相关部门在出台相关生育支持政策时，要始终具有性别平等视角。有些地方单方面推出“妈妈岗”，却没有“爸爸岗”。同时，加快住房、教育等周边性保障措施的实质性落地，让更多年轻的夫妻“想生也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