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虞晔 牛雨蕾 施婕 张炳钰

医疗技术在时代浪潮中不断革新，当新技术取代旧方法、新理论迭代旧知识时，总有一些家庭见证了医学进步，延续着最本真的底色——“德馨于行，技精于勤”，更是把对病患的珍视、对生命的审慎一代代传承下来。今年8月19日是第八个“中国医师节”，《生命时报》记者走入这些家庭，倾听三代人的从医往事和感悟，虽各有不同，却都在诠释医道传承的分量。

11人种出一片家族医林

在上海徐汇区，有一户家庭出了11位医生，种下一片家族医林。“我的母亲、舅舅，丈夫、两个妹妹和她们的丈夫，两个儿子和外甥女都从医执教，有妇产科、消化科、心内科……”80岁的王吉耀说这话时，眼里满是骄傲。

王吉耀的母亲董珊云，1913年生人，是上海女子医学院毕业的妇产科专家。记忆中，母亲的脚步从未慢过，“她很少休假，不管刮风下雨，只要碰到产科急诊，立刻往医院跑。难产病人被抢救回来、不孕症患者成功怀孕，她就会向我们分享她的快乐。”母亲总说：“治病救人是最开心的事。”这份热忱让王吉耀自童年起便立下了“当医生”的坚定向往。

被誉为“中国心脏病学之父”的董承琅是王吉耀的舅舅，他的事迹让王吉耀的从医信念扎得更深。“舅舅在我国建立了首个心脏病学科，投入了毕生精力，我觉得我也要走这样的路。”王吉耀说，她至今保留着舅舅1941年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学生写的“一切诊断与治疗措施应以病人的利益为前提”，并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1967年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后，王吉耀开始“干临床”，去过妇科、外科、儿科，最后在舅舅的建议下扎根消化内科。如今，80岁的她仍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坐诊，号源总是一抢而空；节假日还要去参加义诊；书桌上《实用内科学》正在进行第17版修订，笔记本上是密密麻麻的修改建议。

很多医生觉得“从医苦”，不想下一代重走老路，王吉耀却将两个儿子都培养成了医学教授。大儿子李海说：“从医是我自然而然的选择。”父母和两个阿姨都是医生，常一起谈论医院里的事，讲长辈们从医的经历，“治病救人”好似渗入生活的方方面面。

1996年，李海赴美留学前，王吉耀特意带着全家去了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叮嘱他“出国后一定心怀祖国，学成后回国服务患者。”这句话像一枚图钉，把“家国”钉在李海心里。学成后他毅然归国，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消化科，今年55岁的他已是主任医师。王吉耀的小儿子李俊出生于1972年，从德国归来后进入上海嘉会国际医院，担任大外科兼肿瘤中心主任。

如今，这片医林有望继续传承。李海的儿子明年高考，也想和父辈一样从医。儿时，他看到父亲的诊室在下班时间仍被患者围得水泄不通，真切感受到医生的“被需要”；平时聊天时，长辈们谈起“治病救人”的骄傲，从小时便扎根在他内心深处。

现在，他们每周聚餐一两次，饭桌上聊的永远是病例。“我和母亲、弟弟有个微信群，碰到疑难案例就会在群里讨论。”李海说。在四代人的选择中，“医生”已不是单纯的职业标签，而是家族的共同语言；传承的不是“医生”头衔，而是对初心的坚守、对生命的敬畏。  

中药箱里的妇科“脉息”

1921年，陈沛嘉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这个地方历来中医名家辈出，在浓厚的中医氛围下，陈沛嘉顺理成章选择了中医之路，没想到这竟会是百年传承的开端。

谈起父亲的从医之路，陈旦平坦言“举步维艰”。当时，中医多以内科为主，但社会颇为排斥，甚至有人力主废除中医。陈沛嘉选择了冷门的中医妇科，得以在夹缝中生存。上世纪80年代初，陈沛嘉开设了上海第一家不孕不育专病诊疗门诊，当时这类专科较少，全国涌来大量患者，很多人前一天晚上就来排队挂号。深冬的夜里最是寒冷，陈沛嘉从早到晚忙不停，诊室的灯也总亮到后半夜，那时已60多岁的他说，“不想让病人在外面排队受冻。”

从小时候起，陈旦平就跟着父亲出诊达十年之久，后师承蔡小荪，成为蔡氏妇科第八代传承人，继续在中医妇科深耕。过去，传承中医必须是亲属关系或经过拜师，陈旦平始终认为，“这是中医发展的局限。”于是他打破“中医传内不传外”的旧例，开门收下15个徒弟，把中医诊疗教给每个想学、愿学的人。如今，65岁的陈旦平是上海市静安区中医医院妇科学科带头人。

陈旦平的妻子也是医生，儿子陈逸嘉的童年放学时间常在诊室中度过。高考时，陈逸嘉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医学院。他说：“小时候常去诊室等父母下班，很多患者愁眉苦脸地来，高高兴兴地回，我就觉得医生了不起。”回忆起当时，陈旦平坦言：“从医之路太辛苦，但他铁了心要报考，我们尊重他。”

2010年，21岁的陈逸嘉还未大学毕业，一位广西病人的到访坚定了他的信念。患者家中两代人有3位不孕不育患者，自祖父时便开始求诊、父亲接力诊治，最终都顺利产子。“她知道我‘子承父业’时，激动地说我家的家学医道得以传承是患者之幸。”

进入临床后，陈逸嘉和父亲是父子，更像师生。“我曾接诊一位子宫内膜异位症出血患者，用止血补气的疗法收效甚微。请教父亲后，他让我改用活血化瘀之法，没想到一周后出血就得到控制。”陈逸嘉说，他很困惑为何出血还要用活血药时，父亲告诉他，“中医看诊不能只用西医的方法来思考”，该病在中医范畴属“瘀”证，须先祛瘀方能止血。这件事对他的临床诊疗启发很大。

如今，陈旦平、陈逸嘉仍在中医妇科领域深耕。在药材批量化生产、疾病谱发生根本改变的当下，中医师更要重新认识、判断并优化前人的处方，使其符合时代诊疗特征。就像当年陈沛嘉从海门带到上海的药箱——里面的药材经常变，但“守正创新”的中医底蕴不会变。

无缝衔接的产科“接力”

在1958年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土左旗，一位牧民焦急地敲着门：“秦大夫，产妇大出血！”屋内瞬时亮起灯光，29岁的秦济生匆匆将两岁女儿交给丈夫，冲出家门，“快走！”到了产妇家里，没有消毒工具，喊老乡炒热沙子铺在炕上，她跪在炕边按压宫底……最后母子平安。老乡执意让秦济生给孩子取个名，她笑着说，“瞧这一身沙子，就叫沙沙吧。”

当时，秦济生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3年，响应国家支边号召举家来到缺医少药的内蒙古，被派到呼和浩特市土左旗的卫生院，一待就是30年，一生都在为边疆妇女诊疗治病的她，获得了妇产科界最高荣誉——第二届“林巧稚杯”奖。

在女儿廖秦平的记忆里，母亲“全身心都扑在患者身上。”3岁那年，秦济生出诊大半年，归来时廖秦平躲在门后怯怯地问：“阿姨找谁？”还记得母亲担心一位肠瘘产妇的营养，将家里攒了半个月的粮票换成挂面煮给产妇，产妇出院后抱着孩子登门道谢，硬要留下珍贵的奶豆腐，但母亲担心她后续的营养跟不上，一直拒绝。“一个非要给，一个就不收，看着跟‘打架’似的。”廖秦平笑着说。

1977年恢复高考，21岁的廖秦平也报了名。当她攥着北京医学院的通知书告诉母亲时，秦济生只叮嘱道：“以后要做善良、有技术的医生。”但还是劝她“别选妇产科，太累！”然而，当廖秦平亲眼见到一位癌症患者被丈夫“放弃治疗”时，她坚持“我要选妇产科，女性健康更需要有人站出来。”

上世纪90年代，廖秦平敏锐地感知到肿瘤、感染对女性的威胁，主动带队研究阴道炎发病机制，提出微生态平衡、HPV精准分型等突破性理论。拿到第五届“林巧稚杯”奖的那天，她把奖杯放在母亲的奖杯旁，两个奖杯碰出的轻响，像跨越时空的击掌。

作为医三代的吕涛，童年记忆里母亲也总是缺席。2001年，当17岁的吕涛把家里第三份“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录取通知书拿给母亲时，廖秦平有些意外：“我从没给过建议，都是她自己的选择。”吕涛笑着说，小时候总埋怨妈妈忙，但还是“想当医生，像妈妈那样做有用的事。”

选专业时，廖秦平也劝吕涛，“妇产科太累。”但吕涛坚持：“我不怕。”如今，她和廖秦平都在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妇产科工作。2019年援藏期间，吕涛经常在手术台上连轴转到晚上八九点钟。一次产妇大出血，她抢救了5个小时，同事笑着叫她“病房虫”——这曾是廖秦平的外号。

在吕涛看来，姥姥的时代，是在土炕上托举生命；母亲的时代，是要让患者“活得长”；而她这一代，不仅要让女性“活得长”，还要“活得好”。

一张方剂串起三代中医人

1956年，上海中医药大学是新中国建立的首批中医药高等院校之一，当时24岁的吴正翔成为首届学子。幼年体弱的他，幸得中医救治，从此便立志学医。年少时，他师从浙江衢州当地老中医，跟着诊病、采药、积累经验，学成后进入当地防疫站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吴正翔和中医前辈们一同跋山涉水寻找草药抗击“瘟神”血吸虫病，后经工作单位举荐考入上海中医药大学。经过6年正规医学培训，吴正翔进入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专攻中医内科杂病和血液病，从医40多年救助了无数危重病人，创制的“消瘤散”更是让众多恶性淋巴瘤患者在绝望中看到希望。

儿子吴昆仑的从医之路，始于父亲诊室里的一声声感谢。“从小我就经常看到康复患者对父亲表达感激。”那时起，他深感“这是一个高尚而伟大的事业”，学医的想法就在心里扎了根。和父亲一起读医书、辨草药、抄医案，父亲身上的药草味成了他记忆中最温暖的气息。

1970年插队时，吴昆仑才16岁。当地缺医少药、病情纷繁复杂，他深切体会到：医道“扶正祛邪”，必须建立在系统的中医学习之上。回城后，他考入上海中医学院，后师从多位中医名家，融会中西医之长，成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中医内科主任医师。

吴昆仑记得父亲说过，治疗血液病从不是速战速决，而是像熬药那样，需以时间煨出疗效，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数十年。曾有一对夫妻的7个孩子均未活过9岁，第八个孩子也被确诊为罕见的“巨大血小板综合征”，命悬一线时辗转找到吴昆仑。在吴昆仑的诊疗下，孩子病情逐渐稳定，出院后多年随访从未间断，孩子打破了活不过9岁的宿命长大成人。一位“难治性贫血伴肝脾肿大”患者就诊时血红蛋白不足正常值一半，身体极度虚弱，虽无法根治，但在父亲的治疗下生活已不成问题，后由吴昆仑接手，如今已年过古稀。吴昆仑并未止步于传承，通过严谨研究，他将父亲创制的“消瘤散”突破淋巴瘤治疗的局限，在肺癌治疗中显效。

祖父、父亲都是中医，吴眉自幼便浸润在医学中：吃饭时听他们讨论病例，闲暇时和祖父去买医书。高考时，上海中医药大学成为她的第一选择。对她而言，学医不仅是兴趣，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求学期间，她常去祖父那儿读医书、抄医方，遇到问题时总能得到指点。

“优秀中医必须深谙西医，”这是两位长辈给吴眉的忠告，“唯有如此，才能挖掘出老方剂的新价值。”吴眉博士毕业后进入曙光医院，攻坚肝病方向，发现“消瘤散”的新治疗可能，让不少肝癌患者实现了“带癌生存”。就像“消瘤散”随着时代不断更新，这一家三代的医火传承之路也从未停歇。

一把柳叶刀“正骨”六十余载

在江西省中医院（又名江西省骨伤医院），86岁的许鸿照每周仍要出诊4天，每天清晨都要完成80个俯卧撑、500次哑铃动作。这位医院骨科的创始人，从河南平乐正骨学院毕业后，怀着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情愫扎根南昌，一手将该院骨科从无到有建立起来，如今已细分出创伤科、关节科、足踝外科、脊柱科等十几个专科，女儿许素梅、孙子许翰勋接续扎根于此。

许鸿照是河南太康人，家里的从医史不止三代，外祖父就是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医生。自幼，耳濡目染下的许鸿照便笃定了行医路。从医六十多年，许鸿照守住了传统中医骨科技艺，又不断精进创新：发明了“髌骨复位加压固定器”和“双爪固定器”，获得全国发明奖；在病床前守了七天七夜，用自主研发的“717”制剂灌肠疗法，救下了被五步蛇咬伤、病情危重的8岁男孩。面对各大医院的高薪邀约，他的选择始终是“留下”，不仅是感念医院的关怀，更是因为他的后生总是“带不完”。他说，“培养好下一代，就是托起中医药的明天”。

1962年，许鸿照的女儿许素梅出生了，她的职业生涯几乎与父亲完全重叠。她仍记得，父亲上下班的时间点向来是模糊的，“别人上班时，他在忙临床；别人下班了，他又开始搞科研、带教学。”等到和父亲在同一医院工作、在大致相同的领域深耕，即使碰面次数依然屈指可数，许素梅却越来越理解父亲，父亲那句“谨慎开大检查，尽量用最低价的药治病”，始终是她对医者仁心的理解。曾有一位腰痛患者擅自离院，得到消息后，刚下夜班的她寻遍了大街小巷，就怕“病人耽误了自己的病”，幸好最后找到了人。

2023年，29岁的孙辈许翰勋从长春中医药大学毕业后，进入这家承载着两代人奋斗的医院。儿时，他总看到爷爷和姑姑很晚才下班，回家后还得看书学习，如今才切身体会到医生“不学习就跟不上诊疗”的职业宿命。作为年轻一代，许翰勋接过的不只是正骨手法，还有从祖辈传下来的那份负责，“骨科治疗不仅要照顾患者的‘现在’，更要着眼于他们的‘未来’”。

每个周末，他会陪爷爷吃午饭，聊天常被患者电话打断，虽知留下私人电话不妥，但许翰勋总不忍拒绝：“骨科诊疗很难一次性结束，不少患者和我相差一两代人，甚至和爷爷同龄，来医院一趟不容易，尽量让他们方便一点。”

从许鸿照的创新坚守，到许素梅的默默践行，再到许翰勋的接棒传承，三代人手中的柳叶刀“正骨”六十余载，变的是技术与时代，不变的是“以术济人、以心暖人”的那份医者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