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专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 朱毅

本报记者 张炳钰

问题食品召回机制是守护餐桌安全的重要制度，当前多国已有成熟探索。

美国：建立分级召回体系。美国将召回食品分为三级，一级适用于食品中出现违禁添加剂，或食品因变质、污染等可能严重危害健康甚至导致死亡的情形，通常需要监管部门发布预警通报。二级为食品因变质、污染，导致在短期内对消费者健康造成非致命性慢性伤害的情形，监管部门可有选择地发布预警通报。三级是食品可能有变质、污染风险，暂时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伤害，监管部门通常不需要预警通报。召回过程中，美国农业部、食品和药品管理局会分别在网上发布公告或紧急提醒，并由媒体报道。其间，食品生产商会根据召回产品的种类及原因，增加员工培训或实施新制度。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在认定涉事产品下架，相关企业问题已处理后，会结束召回；农业部则在认定有关企业已做出追回，并采取相应整改措施后，终止召回。

加拿大：企业大多主动召回。加拿大食品召回方式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主动召回，即食品生产者未经食品检验署指令，主动召回生产食品。第二种是强制召回，根据《食品检验署条例》规定，由食品检验署以行政强制手段，命令食品生产者召回问题食品。实践中，多数企业会主动召回问题食品，政府也鼓励企业主动召回，否则会被视为犯罪。

澳大利亚：处理结果及时公开。澳大利亚为保障消费者知情权，推行问题食品检查结果上网公示制度。食品标准局官网设立“食品召回专区”，汇总问题食品召回信息，并标注产品基本信息、问题类型及处理措施，消费者也可通过当地监管机构提交相关投诉。最新报告显示，2024年，澳大利亚常见的两大召回原因是未申报过敏原（占比57%）和微生物污染（占比17%）；消费者对食品供应安全性的信心度为69%。

在我国，从2004年国务院首次提出不合格食品退市与召回制度，到2007年《食品召回管理规定》首次统一召回分级、主体等，再到今年9月市场监管总局修订《食品召回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食品召回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表示，召回制度演进的本质是社会修缮信任、驾驭风险的责任进化史。对追求高质量发展的中国食品产业而言，成熟高效的召回体系既是安全底线，更是产业升级、品牌赢得世界尊重的名片。不过，当前我国食品领域不少企业视召回为“压力下的负面事件”，而非彰显责任的契机，倾向于隐瞒问题。同时，农产品及复杂加工食品因链条长、主体多，存在信息孤岛、链条断裂等问题，追溯效能受限，难以快速精准召回，召回操作与公开难以落地。目前也缺乏对主动及时召回的激励机制，导致召回意愿低、相关消息稀缺。再加上社会未形成理性责任共同体，政府、媒体、行业与消费者的协同引导不足，使召回相关信息传播不畅。

朱毅建议，我国应加强对食品召回的监管，建立激励机制，让负责任的行为获得市场回馈，优化处罚规则。运用区块链、大数据等实现全程追溯，推动管理从事后补救向事前预防延伸。政府、媒体、行业与消费者共建理性责任共同体，媒体客观传播召回价值，行业树立主动召回标杆，引导消费者用选择权支持诚信企业，让主动召回成为企业诚信自信的象征。企业应革新观念，将其作为管控供应链、应对危机的能力体现与赢得长期信任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