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专家：

国家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司原司长、南方科技大学全科医学院院长  梁万年  

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全民健康管理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  周生来  

中国人民大学卫生医疗体制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王虎峰  

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晓云

本报记者  牛雨蕾  邱  越  高嘉悦

编者的话：近日，《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明确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共中央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是健康中国战略实施10周年，从“十三五”的推进，到“十四五”的全面推进，再到“十五五”的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建设取得一系列瞩目成就，并已进入质量提升和目标提速阶段。为此，本报推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特别报道，凝聚全社会维护人民生命健康力量，为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注入强大动力。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家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司原司长、南方科技大学全科医学院院长梁万年表示，这决定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既无法照搬国外模式，也不能简单沿用历史经验，必须与时俱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发展道路。

“大国特征”独一无二。中国人民大学卫生医疗体制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表示，我国有14亿多人口，流动频繁、区域发展不平衡，叠加深度老龄化、少子化，大规模人群健康保障难度极高，世界范围内没有先例。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晓云指出，这种“大国卫生”的复杂性，决定了我国卫生健康体系建设必须自主探索。世界卫生组织唯一一次向全球推广的初级卫生保健样板，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城乡三级保健网。这充分印证：建设健康中国，只能中国人自己蹚出一条路。

发展转型期面临特有挑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全民健康管理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周生来将当前卫生健康体系“成长中的烦恼”概括为三大短板：资源配置头重脚轻，优质资源集中于三甲医院，城乡、区域落差大；医防割裂，超八成死亡源于慢病，但传统公卫偏重传染病，且医保缺乏防病付费机制，导致院前健康管理激励不足；分级诊疗卡在基层，公卫经费重行政轻服务，家庭医生制度因群众认知偏差与服务能力不足，认可度不高，成为关键堵点。这些特定发展阶段形成的“本土问题”，与发达国家或一般发展中国家情况均不相同。

健康中国是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周生来强调：“世界上任何一个强大强盛的民族，首先都是强健的民族。”健康中国既是国家富强的前提，也是人民美好生活的终极目标。刘晓云认为，这也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实践。我国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秉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一制度优势在脱贫攻坚、疫情防控中已展现强大执行力。我们完全有能力创造第二个发展奇迹——实现全民健康，这正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核心组成部分。

专家们一致表示，实践证明，从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是卫生与健康事业成功的关键。健康中国战略实施以来，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制度优势已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健康福祉。面向“十五五”至2035，还需重点从两方面发力：一是针对深度老龄化及慢病高发，构建以人为本、以健康为中心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二是持续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落实分级诊疗制度，补齐基层体系短板。

以人民为中心，兜牢民生底线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卫生健康领域的本质要求，也是破解我国“大国卫生”独有难题、实现全民健康的必由之路。梁万年指出，这一理念绝非仅适用于重大疫情的应急准则，而是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卫生健康领域的根本体现。无论是深化医改、建设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还是构建慢病防控网络，最终落脚点都是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都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周生来表示，过去十年，这一理念在重大实践中得到充分彰显：新冠疫情防控坚持“动态清零”、集中救治，举国兜底保障免费救治与疫苗筛查全覆盖；“三明医改”从单纯控费转向全人群健康管理，破解“看病难、看病贵”；集采降价、异地就医等惠民政策落地，大幅减轻群众负担。这些举措筑牢了“保救命”的民生底线。

当前，我国已具备从“保救命”向“保全周期健康”转型的基础。周生来强调，未来应构建“全生命历程四级预防体系”，推动资源重心前移：源头强化优生优育，上游引导全民主动健康管理，中游规范慢病管控，下游保留三甲医院重症救治职能。数据显示，源头每投入1元健康管理费，可节省中游治疗费8元、下游抢救费近百元，实现“病人少受罪、家人少受累、全民省医药费”。

实现这一转型，关键在于改革服务模式与激励机制。梁万年提出三大路径：一是服务从碎片化走向连续性，创新医防协同医防融合机制，落实家庭医生签约制度；二是手段智能化，利用信息化打通健康档案、电子病历与医保数据，运用人工智能赋能连续性服务；三是转变支付机制，将现行按项目付费转向预付制，如对紧密型医联体实行按人头打包预付，结余留用，增强医疗机构内生动力。周生来指出，落实转型还需强化两大抓手：压实党政一把手主体责任，由党委统筹跨部门协同；完善配套制度，补齐防病导向的医院绩效评价与群众健康激励机制短板。

坚持健康优先，关乎长远发展

“健康优先”绝非卫生健康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核心战略。从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正是基于我国人口结构转型、经济发展需求及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作出的顶层设计。

应对人口结构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老龄化与低生育率叠加，传统人口红利已经消退。王虎峰指出，健康优先通过提升全民健康水平、缩小“健康预期寿命”与“预期寿命”之间的差距，能有效对冲出生率下降的不良影响，缓解社会养老与照护压力。

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健康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手段。刘晓云强调，投资健康具有双重红利：既能提升劳动力生产率；又能拉动康养、体育、健康食品等产业发展，全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王虎峰进一步分析，随着健康水平提升，延迟退休与老年群体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将成为趋势，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以老补新”的作用，弥补劳动力缺口，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指标。健康中国是基本国策，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尺。梁万年表示，健康优先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一脉相承，它不仅仅是卫生部门的事，更是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刘晓云指出，健康受环境、农业、教育、就业等多因素影响，想要人均预期寿命向80岁迈进，单靠卫生部门绝无可能实现。周生来也指出，当前疾病谱已从传染病转向慢病，健康管理涉及教育、农业、医保、产业等多领域，属于社会综合治理。若仍混淆“医疗、卫生、健康”边界，甚至出现“吃药越多、健康产业GDP越高”的悖论，就无法真正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必须构建“大卫生、大健康”的全社会协同格局。

过去十年，“健康优先”已从理念走向实践。大气污染治理、农村厕所改造、健身步道建设、三明“三医联动”、教育部牵头青少年防控近视、农业部门推动膳食营养、全民体重管理等，均是多部门协同的典范。

面向“十五五”，梁万年提出五大发力方向：规划优先，重大工程、项目立项需将健康保障纳入前置考量；投入优先，建立稳定的健康投入增长机制，同步覆盖预防与诊疗；配置优先，资源向健康领域倾斜，重点强化基层；考核优先，将预期寿命等核心指标纳入地方政绩考核，建立问责机制；政策优先，建立类似“环评”的“健康影响评估制度”，确保各部门政策出台前评估健康影响。

坚持公益属性，保障公平可及

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与党的宗旨决定的必然逻辑。梁万年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公平可及，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决定了医疗卫生事业必须把公益性摆在首要位置。刘晓云从底层逻辑剖析：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要求普惠基础医疗，但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不高，必须优先保障基本民生，坚持公益性；另一方面，卫生行业发展的规律和提倡“预防为主、基层为重点”的理念，内在要求兼顾质量与公平。周生来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证明，尤其是应对疫情等公共健康危机的经验证明，唯有依托公益性体系，才能筑牢全民健康屏障。

过去十年，公益性建设成效显著。梁万年将其概括为六大亮点：健康结果优异，人均预期寿命等核心指标位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用较少投入覆盖14亿多人口的健康需求；健康可及性强，15分钟健康圈覆盖城乡，90%以上居民15分钟内可抵达医疗卫生机构；健康公平性提升，区域差距缩小，重点人群保障加强；健康质量提高，医疗技术与公卫能力快速提升；保障体系完善，建成全球最大医保网；健康素养提升，“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深入人心。

公立医院作为公益性的主要载体，仍面临深层挑战。周生来指出目前有三大痛点：考核指标偏离，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过度侧重手术量与疑难重症，缺乏健康管理维度；发展路径偏差，重硬件投入轻机制改革，院前健康管理、院后慢病管理存在空白；分级诊疗受阻，患者对家庭医生认可度低。对此，他建议分层保障：疫苗、基础体检、精神卫生等纯公共产品由财政全额保障，特需、国际医疗等个性化私人医疗服务严格控占比，用收益反哺公益。

梁万年强调，未来，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应重点抓好五大机制：一是理顺价格机制，体现医务人员劳动价值；二是改革支付方式，从“买治病”转向“买健康结果”，推行预付制；三是落实编制薪酬改革，贯彻“两个允许”（允许医疗卫生机构突破现行事业单位工资调控水平，允许医疗服务收入扣除成本并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后主要用于人员奖励），实现“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的有效结合；四是完善药品供应，保障药品供应并激励创新；五是重构评价体系，摒弃“医院越大越好、病人越多越好”的导向，考核医院是否真正满足属地健康需求。同时，政府需履行“领导、保障、管理、监督”四大责任，为公益性提供坚实支撑。

健康融入万策，强化社会共治

“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是新时期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以健康为中心”根本性转变的必由之路。梁万年指出，这一理念的演进历经关键三步：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从“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2019年《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出台，为健康影响评估提供了法律依据；近年来在新冠疫情防控、体重管理、儿童心理健康等领域探索多部门协同，初步形成社会共治格局。王虎峰表示，随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出台及18个专项行动启动，中央层面已有50余个部委和直属单位加入健康中国行动。

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目前仍有不少堵点，如跨部门协同体制机制不畅。王虎峰在地方开展试点，创新了“团组式”协同模式（将部门划分为公共卫生、科技产业等5个团组，纵向贯通镇村），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路径有所突破和伸展，但各部门原有“三定”方案与融入需求间的冲突仍需根本性破解。周生来直言，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一把手责任制”落实不到位，加之部门分割严重，医疗、公卫、医保数据互不联通，政策制定往往只关注疾病治疗，源头干预长期缺位。刘晓云则指出，部分地方党政及其他部门健康理念薄弱，且健康影响评估缺乏强制约束力，导致政策融合流于表面。

破解难题需系统性制度创新。刘晓云强调，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将健康核心指标纳入地方绩效考核，并以法规形式强制推行健康影响评估，像环评、安评一样成为项目审批的前置条件。梁万年提出几点攻坚方向：一是健全医疗、医保、医药“三医”协同治理机制，打破部门壁垒；二是构建社会共治体系，强化政府、部门、单位和个人健康责任；三是深化分级诊疗，将80%~85%的健康问题留在基层。他以南方科技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为例，该院通过一体化管理6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财物全部打通，实现基层诊疗量占比68.7%、基层全科医生收入高于大医院同级别医生1.1倍，形成了“强基层、降成本、提信任”的良性循环。周生来则指出，医保支付制度改革是“健康融万策”的关键杠杆。当前医保资金仅聚焦救治，不支持前置预防，是最大制度性障碍，需进一步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