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专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主任 陆林

温州医科大学同一健康研究院院长 陆家海

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四川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学科带头人 吕传柱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员 刘珏  研究员 余灿清

本报记者 谭琪欣 施婕

深化医防融合，减轻疾病负担

“我国重构疾控体系、推进医防协同改革，始终贯穿一条比较清晰的主线：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预防为主。”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员刘珏表示，当前改革重点已从提升单个机构能力，转向不同体系、不同机构间的分工协作与服务连续。

医防协同重在打通不同体系间的运行机制。刘珏介绍，医疗机构侧重个体诊疗，疾控机构侧重人群防控，两者在功能定位、人员培养、资金来源和绩效评价上长期存在差异，这正是医防协同要着力破解的堵点。2023年发布的《关于推动疾病预防控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完善医疗机构公共卫生责任清单，将疾控履职纳入医院等级评审，探索疾控监督员制度。“人员通、信息通、资源通和监督监管相互制约”机制由此逐步建立。

医防融合比医防协同更进一步。刘珏认为，县域医共体、家庭医生团队正成为服务融合的重要载体，将上级医院、基层机构和公卫服务纳入稳定协作框架，为慢病管理和传染病防控提供连续性支撑。当前，改革仍在爬坡过坎。“医防融合能否走深，取决于公卫责任是否有人才及财政保障、预防工作是否在绩效中体现、信息是否真正共享。”

这些年，社会共治的变化在普通大众身上已得到体现。“不是参与人数变多，而是参与方式在变，从应急状态下的集中动员，转向制度化、常态化的日常参与。”刘珏说，新冠疫情检验了基层动员能力，而疫情之后的课题，是如何把应急机制转化为可持续的治理能力。

“一个真正成熟的社会共治格局，应当既有应急动员能力，也有社区、单位和公众持续参与机制。”只有制度设计转化为基层治理实践，健康中国建设才真正拥有持久根基。

防控传染疾病，优化监测预警

在温州医科大学同一健康研究院院长陆家海看来，过去十年，我国传染病防控的最大升级，是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干预的体系重构。传统防控模式主要依赖医疗机构病例报告；而升级后的体系是把多源数据纳入网络，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自动捕获异常信号、研判风险，变“人报”为“技报”，变“被动等”为“主动找”。

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疾控体系，多点触发、反应灵敏的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将高效运转。这意味着，防控“哨兵”不再局限于医院发热门诊，而是深入社区、学校、口岸、农贸市场、养殖场、污水处理厂等风险节点。我国已布局哨点医院、病毒变异、城市污水等10个监测系统，可对流感、肺炎支原体等15种呼吸道病原体展开“多病种同监测、一样本多检测”。

数据显示，我国免疫规划疫苗覆盖率维持在90%以上高位，艾滋病治疗覆盖率已达93.2%，血吸虫病消除进程明显加快，碘缺乏病、大骨节病等重点地方病防治成果得到持续巩固。但陆家海坦言，硬骨头仍然存在，比如，艾滋病新发感染在特定高危人群中仍有上升压力，慢性乙肝感染者存量大；跨部门信息共享和工作联动机制尚未完全打通等。监测存在“数据孤岛”、基层信息化基础薄弱、AI预警模型精度待提高、复合型人才短缺，也是需要补足的短板。

未来要实现“无突发规模性疫情”的目标，需多维度变革：AI预警决策系统是“核心大脑”；风险治理从“应急管理”上升为“日常治理”；贯彻“同一健康”策略，打破卫健、农业、林草、生态环境等部门间的信息壁垒，推动“联席会议”向“联合指挥”升级，做到“早发现、早通报、早应对”。

“届时，传染病防控将不再是卫健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全社会参与、以数据和科学驱动的常态化风险治理。”陆家海说。

提升急救速度，均衡资源配置

成绩单“喜忧参半”是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四川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学科带头人吕传柱对我国应急医疗体系发展的直观感受。通过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尤其是近10年努力，我国三级医院尤其是头部医院的院内救治水平已跻身世界先进水平，但院前急救、全民急救素养和科学化应急能力短板亟待补齐。

目前，全国专业院前急救平均到达时间为10~15分钟，北京等大城市已缩短至10分钟左右，呼叫满足率达100%。但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痛点”依然存在，部分偏远地区仍是急救短板。

“光靠几家三甲医院，托不起一个区域的生命安全。”吕传柱认为，必须构建“村—乡—县—市”逐级接力、分层响应的救治链条：村医第一时间发现处置，乡镇卫生院当好转运枢纽，县医院完成“保命”操作，疑难重症交给上级医院。他建议，以省为单位，用5年时间轮训县级医院急诊骨干，把县医院建成救治节点；院前打造“5分钟反应圈”，以时间而非距离衡量急救半径，周围人在调度指导下第一时间开展自救互救。

院外抢救成败的关键在于全民急救素养。研究证实，心脏骤停后4分钟是抢救“黄金时间窗”，每延迟1分钟，生存率下降7%~10%。但我国公众心肺复苏培训率长期不足1%。吕传柱说，未来的“质变”将来自全民急救：从幼儿园到大学分阶段普及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常识，力争十年内实现“人人学急救、人人为人人”。

应急医疗救援则考验着国家“平急结合”的体系韧性。我国已建成44支国家级医疗应急队伍、近6500支省市级队伍，完成华北、华东等七大区域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布局。但吕传柱认为，我国应急救援还应从当前的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型，立体救援特别是空中、水上救援仍是短板，跨区域、军地协同机制有待完善。

他建议，借鉴国际经验，建立重大灾害“首席医疗官”制度，由专业人员主导救援决策；支持高校和科研机构结合地方灾害特点，开展常态化研究和场景演练。此外，可用人工智能分析历史案例，优化资源配置；用语音电子病历、身份核验技术减少信息差错；用高风险场景兵棋推演练兵，全面提升临场决断能力。

注重精神卫生，完善服务网络

“精神卫生服务这十年来最大的变化，是从‘看不见、找不到’变成了身边可及的民生服务。”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主任陆林说。

《2025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2024年我国精神病医院达2800家，比2016年增长近1.7倍；精神病医院执业（助理）医师近6.8万名、注册护士19.2万名，远高于2016年的2.97万名和近6.3万名。目前，全国333个地级市、直辖市的87个区县都已完成心理门诊和睡眠门诊设置。

心理门诊是“看得见”的服务阵地，12356热线则是“听得见”的守护防线。截至2025年5月1日，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开通全国统一“12356”心理援助热线。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员余灿清认为，这是精神卫生领域发展最直观的变化之一。如今的“一号通达”，每天提供18小时以上专业服务，联动110、120搭建起危机干预体系。

陆林介绍，精神卫生资源正加速向区县、社区延伸，家校医社联动的支持网络也逐步成型，但精神卫生服务在基层仍面临瓶颈。截至2024年，我国精神科医师密度为每10万人6.4人，农村地区更低。大量网格员、社工兼职基层心理治疗师，群众因担心隐私泄露不愿求助，导致到访量不足、人才更难留住。针对此问题，陆林总结出一套破解办法：将心理健康写入国家规划，通过科普传递“精神心理问题就像心灵感冒”的理念；基层不再单挂“精神病门诊”，而是将咨询室设在社区医院、学校和党群服务中心，配上匿名热线和线上服务，化解隐私顾虑。

要让服务网络“扎下根”：人才沉下去，面向基层医生和社区工作者开展常态化培训；技术沉下去，用互联网平台给重点人群做常态化筛查；网络沉下去，建起“县—乡—村”三级服务网，县级做中枢，乡镇建站点，村里设“前哨”；观念沉下去，科普持续输出，消除人群偏见。“这不是建几个咨询室就能完成的，而是要构建一个能扎根乡土、服务乡亲的体系。”陆林强调。陆林呼吁将标准化心理健康测评纳入年度常规体检，并在基本公卫服务中增加重点人群筛查与随访；推广全国统一、科学有效的心理健康量表，参考近视防控模式，将心理普查覆盖率、危机干预成功率纳入政府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