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专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李 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冯文猛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王 震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金春林

本报记者 侯佳欣

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始终坚持公益导向

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主体，承担着80%以上的门急诊服务量，是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主力军。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是人民群众公平可及地获得高质量医疗服务的重要保障。

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是党中央着眼健康中国建设作出的重大部署。从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编制、服务价格、薪酬制度、综合监管改革”，再到《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将其作为重点任务，改革的方向一以贯之。

十年来，公立医院改革蹄疾步稳，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公立医院诊疗人次39.3亿，较2016年增长37.8%，占医院总诊疗人次84%，服务供给主体地位持续巩固;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达56.5亿，占总诊疗量的53%，分级诊疗格局基本建立;截至2026年4月，全国批次推进70个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新增支持107个提升项目，以点带面的改革格局基本形成;全国持续以地市为单位，全面推广三明医改经验，带动改革不断取得新进展。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李玲指出，近年来我国公立医院在硬件、软件、信息化等方面提升迅速，就医条件、便捷程度和价格优势均得到显著改善，但改革仍面临不少痛点。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医院的投入机制、运营机制和分配制度尚未根本理顺。绝大多数医院仍主要依靠自身经营自负盈亏，客观上形成了“做大才能做强”的逻辑，医院要扩大门诊量和住院量才能快速发展，本质上仍是“以治病为中心”的模式，与当前“以健康为中心”的改革方向存在一定错位。

此外，优质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的问题尚未解决，城乡、区域差距依然存在;基层服务能力相对薄弱，人才“下不去、留不住”的困境仍待破解;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有待健全，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尚未充分体现等。这些问题，归根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来破解。

面向“十五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冯文猛认为，坚持和增强公立医院公益性，关键在于医院的筹资机制和医生薪酬决定机制。旧有机制下，医院收入与诊疗量直接挂钩，无形中鼓励了多做检查、多开药。他建议，要持续推进包括按病种付费在内的多元复合支付方式改革，引导医疗机构从“多治病、多挣钱”转向“看好病、省费用”;充分体现医务人员技术价值，让医生薪酬根据技术水平获得合理回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认为，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必须压实政府办医主体责任，完善财政补助政策，推进编制动态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薪酬制度、综合监管等关键领域改革，扩大三明医改经验复制推广，培育更多地方医改样板。

改革医保支付方式，每分钱花在刀刃上

医保基金是人民的“看病钱”“救命钱”。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13.3亿人，参保率连续十年巩固在95%，为广大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提供了坚实保障。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是撬动医疗服务行为转变、提升基金使用效能的关键杠杆。

过去，医保按项目付费，做多少检查、开多少药就报销多少，容易诱导过度医疗。如今推行按病组(DRG)和病种分值(DIP)付费，好比给每个病种定一个“打包价”，从机制上倒逼医疗机构精打细算、规范诊疗。2019年，国家医疗保障局启动DRG/DIP付费试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均对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作出明确部署;《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提出，持续推进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改革至今，成效显著。截至2025年末，按病种付费已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医疗机构、住院病种和基金支出四个“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结算出院人次占出院总人次的91.8%、结算医保基金约9155.2亿元。按病种付费分组方案持续优化，2.0版核心分组从376组增至409组;2026年发布的3.0版首次增设“国家层面推荐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执行“同病同付”，旨在用医保支付杠杆带动分级诊疗，改变“小病也往大医院跑”的就医格局。

如今，改革进入深水区，有些问题仍待解决。一是部分地区出现分值费率单价贬值、医保基金支付率下降问题，加重医疗机构运行压力;二是基层病案质控和信息化基础薄弱，标准化分组与基层诊疗实际匹配度有待提高;三是少数医院存在推诿重症、分解住院等行为;四是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滞后，医务人员劳务价值未能充分体现。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是一场涉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变革。唯有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深化改革、完善机制，才能把每一分“看病钱”都花在刀刃上。李玲认为，改革应从“为生病买单”转向“为健康买单”。如果医保仍单纯以“治病”为支付依据，医院和医生就会在“多做”和“少做”间摇摆，过去可能过度医疗，现在则可能演变为不做和推诿，本质上未摆脱“以疾病为中心”的支付逻辑。改革要向“为健康买单”转变，让医保真正成为维护人民健康的战略购买力量，而非被动应对疾病的“报销池”。展望“十五五”，专家们还建议：推动DRG与DIP付费融合发展，动态调整病种分组方案和支付标准，更好地贴合临床实际;完善“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机制，让规范诊疗的医院获得合理回报;加快多元复合支付发展，探索对精神疾病、医疗康复等按床日付费，对基层医疗机构探索按人头付费，将改革拓展至门诊和日间手术场景。

药品集采价格优化，保障体系更加健全

一粒药从药厂到患者手中，中间经过多少环节、加了多少价?药品价格虚高，曾是压在老百姓看病就医头上的一座大山。集中带量采购(简称“集采”)，就是以“招采合一、量价挂钩”为抓手，搬走这座大山。它不仅是降低药价的“利器”，更是健全医药保障体系、推动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2018年国家医疗保障局成立后，首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随即启动。截至2026年7月，国家层面已开展12批药品集采，覆盖555种药品，叠加6批9大类142种高值医用耗材集采。2025年数据显示，“药品+耗材”集采累计节约医保基金约4400亿元，超八成结余资金用于支持创新药纳入医保目录。2026年7月31日开标的第十二批集采创下历届之最——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拟中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报量，采购规模约600亿元。值得关注的是，本批集采首次引入防范异常低价的“双标准差熔断”机制，标志着集采规则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

与此同时，医保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日益完善。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介绍，2026年目录调整首次允许已完成技术审评但尚未正式获批的药品进行预申报，大幅缩短创新药进医保的时间窗口;明确支持“真创新、差异化创新”，填补临床空白的药品优先进医保;同时将说明书标注不明且未及时完善的中成药列为重点调出品，真正形成“有进有出”的动态调整格局。

药品集采和价格改革，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系着产业发展，目前仍有些问题需要考虑。比如部分企业低价中标后出现断供;“唯低价”竞争导致行业利润压缩，研发投入不足;集采药品品种集中化，一定程度上缩减了患者用药选择范围等。

冯文猛提醒，集采需兼顾“有药可用”和“用放心药”，要避免药品质量出现问题，也要避免中标后断供。他建议建立综合评价机制，价格是其中一个方面，质量和稳定供应同样关键，需以多元标准形成综合竞标机制，而非唯低价是取。王震则从更深层次指出，集采最关键的贡献在于彻底砍断了“以药养医”的旧链条，让企业凭质量说话。医保作为战略购买方，既要保障患者，也要支持企业创新，“十五五”规划里的生物制造、脑机接口等都是国家重点发展的创新方向，医保也应把支持企业创新的因素考量进去。

“三医”协同环环相扣，健全机构发挥效能

医疗提供服务、医保支付费用、医药供给药品，三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是深化医改的重要方法论。

强化统筹协同顶层设计是根基。李玲表示，过去医改推进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部门之间政策不衔接、不同步，医疗、医保、医药等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下一步深化改革应朝着整合的方向推进，如成立大健康部或中共中央健康委员会，将“三医”管理职能统一纳入一个目标框架之下，集中破解改革难点堵点。从政策制定到落地执行，三方充分协商、联署发文，从源头上避免“政策打架”。王震也认为，要通过制度设计让医疗、医保、医药从各自为政走向同向而行——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引导医院规范诊疗，通过集采挤压药品虚高价格，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体现医务人员技术价值，三方形成良性循环。

搭建数智共享平台打破数据壁垒。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已全面建成，“1+3+N”架构实现了医保信息系统的统一高效。在地方，许多城市推进“三医”数据一体化治理，推动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让群众少跑腿、少花钱。金春林认为，完善“三医”协同的关键突破口正在于此——统一数据编码，推动药品追溯码、医保编码、商品码 “三码合一”，建设“三医”大数据中心，实现基于大数据的智能监管和联合执法，让“三医联动一张网”真正发挥效能。

健全监管考核机制确保政策落地。将群众就医获得感、政策落地成效纳入三方绩效考核，推行跨部门联合执法，实现全链条协同监管。2025年，全国追回医保基金342亿元，药监部门对集采中选品种实施全覆盖检查抽查，确保“降价不降质”;将分级诊疗实施成效纳入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并提高权重，让考核“指挥棒”真正指向人民健康。冯文猛表示，使个人自付医疗费用负担明显降低，在确保居民获得优质医疗健康服务、推动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从根本上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这便是“三医”协同的最终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