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是双向的勇气：你信我的拼尽全力，我信你的懂我不易

本报记者 张瀚允

医学能回答很多健康问题，却未必能替每个人消化那些突如其来的、有关生老病死的“不确定”。很多人习惯了把健康交给医疗系统，可当身体亮起红灯，最让人无措的并非坏消息本身，而是不知道该不该去医院、该挂哪个科、该问谁、该信谁。此刻身边的朋友能给予安慰，却给不了判断，照样陷入忧虑甚至寝食难安。于是，“有一个医生朋友”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向往。“一个”不只是数量，而是提示一种关系：我们相信科学，更渴望医学专业背后有一张熟悉的脸、一颗懂你的心，在医院之外，把术语说得通俗，用专业指明方向，减少不安，增加勇气。

那份念想，古今未凉

怎么防病、小毛病要不要跑医院、术后如何康复、检查报告怎么看，生活的许多细节里都离不开医生这个角色。“谁不希望身边有个懂医的朋友？”很多受访者都这么说，“要是有个医生朋友，我先问问他，心里就有数了。”

这种向往，古今中外都有。唐代医圣孙思邈与诗人卢照邻，亦师亦友。卢照邻身患风疾，孙思邈不仅为他诊治，更以愈疾之道开导他。病中得此良医益友，卢照邻为此创作《病梨树赋》，在序中把孙思邈比作庄子、扁鹊等先贤，足见其敬仰之深。元代诗人丁鹤年也写过：“故人素擅岐黄术，今我兼承管鲍知。”他把懂医术的老朋友，比作管仲和鲍叔牙那样的生死知己。

西方也流传着一句话：”一个成功人士背后，必有一位私人医生和一位私人律师。”但比这更动人的，是医生与朋友之间的相互治愈。英国生物学教授苏珊·巴里因视觉问题陷入长期焦虑，向英国神经科学家、作家奥利弗·萨克斯写信求助，希望得到他的建议。两人的缘分就此开始。奥利弗在一封又一封信中安抚她的焦虑，给她勇气。后来，奥利弗因眼部肿瘤失明，苏珊又成了他的“心灵治愈者”，依然是通过一封又一封信件，将生活中依然值得期待的事讲给他听。

回到今天，医学这么发达，为什么我们反而更想有个医生朋友？也许是因为，专业越精细，普通人越觉得“插不上话”；专业信息差越大，越希望有人把术语讲成白话，在迷茫时给个方向。过去，人们信任的是“医院”“白大褂”这个符号；如今，信任更愿意落在一个具体、有温度的人身上。一项覆盖我国136家三甲医院、超2.8万名患者的研究显示，91.54%的患者信任自己的医生。医生朋友也成了人们对接庞大医疗体系时，一个柔软又安心的接口。

在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岳看来，“医患关系本质是信托关系，以信任为基础，指向的是‘生命相托’。”门诊时间有限，而分级诊疗、家庭医生制度还在完善，互联网信息又鱼龙混杂，当制度层面的信任尚不能完全消解个体焦虑时，人们会本能地转向人际关系寻求补位。这背后，寄托的是对更有温度的医疗关系的期待。

情谊有温，边界有尺

医生往往有求必应，饭桌有时都成了临时诊台，甚至深夜还可能收到“需要去急诊吗”的问询。这些咨询本不在他们的工作范畴，每一次回复都是他们从吃饭、睡眠里挤出来的。一项发表在《应用临床信息学》杂志的研究显示，医生近一半临床相关工作，发生在“8小时外”的非排班时间。

白大褂穿久了，在旁人眼里就像一件不会累的铠甲。不少医生从学医起，就成了身边人的“健康百科”：大病小痛先来问问，一次聊天就是一次问诊。有医生坦言，下夜班后挺怕看到十几条未读消息，不回怕寒了朋友的心，都回又实在增加疲惫。职业带来的“被需要感”，有时也会变成一种消耗。所以，温情之下，还需要一点边界感。医生朋友能做的事，核心不过两件：

当健康认知的守门人。家族群里转发的“养生偏方”，普通人难辨真假，医生一句“没有临床证据，均衡饮食更重要”就能说清，帮大家建立正确健康观，避开养生陷阱。

当就医方向的导航员。身体出状况时，他无法做到隔空诊断，但能帮忙理清挂哪个科、做哪些检查，讲清“随访观察”是什么意思。这些建议不触碰诊疗红线，却能帮普通人省下试错时间和情绪成本。

但大家知道吗？在医生朋友心里其实有“三不想做”，这并非不近人情，而是对彼此的保护：不想远程诊断，仅凭一张照片、几句描述就下判断，是对健康不负责；不想违规破例，加号、私下开药，损害的是其他患者的医疗公平；不想承诺结果，医学永远有不确定性，再深的交情也换不来百分百的保证。

这里的边界不是一堵墙，而是一扇守原则的门。门开着，是朋友的情谊；门关着，是职业的尊严。2023年《英国医学杂志》发布的文章就明确提出，医生应尽可能避免向熟人提供医疗服务。原因很现实：面对熟人，患者容易隐瞒关键病史，医生容易碍于情面省略必要检查，最终反而可能造成误诊，伤了身体，也伤了交情。

对于普通人来讲，体谅医生朋友其实很必要。不随意要求破例，不深夜发长串咨询，必须开口时不妨加一句“有空再回”。这些微小的分寸，恰恰是对他们的尊重。在北京工作的付惠就有一位贴心的医生朋友，付惠从来不轻易麻烦人家，反倒是这位医生常主动问她，上次不舒服怎么样了。互相体谅，友谊才更长久。

信任相托，真心相赴

好的关系从来不是单向索取，而是双向的信任和滋养。普通人需要的，是一份面对健康问题时的安心；医生也需要一个能卸下职业铠甲的时刻。诊室里，他们要时刻保持冷静专业，扛起生命守护的重任；诊室外，他们也希望能做一会儿不被寻医问药的普通人。这种相处状态，也是一种和谐的医患关系，彼此是朋友，更是战友，共同分享生活，也共同对抗疾病。

原卫生部副部长曹泽毅在接受《生命时报》采访时，回忆起早年一个病例。那时，他还是一个年轻医生。一位40多岁的中学教师，因为子宫内膜异位症要切除子宫，手术难度并不大，可患者害怕得止不住掉眼泪。手术本身很顺利，但术后患者血压持续下降，虽然腹腔内出血量并不大，多方施救却难以止血，最终不幸离世。多年后，他回看化验单，发现患者嗜酸细胞偏高，推测是极度恐惧诱发了肾上腺皮质功能衰竭。这个患者的名字、样貌，他记了一辈子。他总对年轻医生说，医生眼中不能只有“病”，心中更要装着“人”。患者的恐惧本身，就是病情的一部分。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乳腺疾病科主任王丕琳，习惯叫患者“病友”。她说，赢得信任需要三样东西：爱心、尊重、专业。有一位70岁的进展期乳腺癌患者，在接受完整切除病灶、成功完成乳房再造手术后，花生米大小的伤口却迟迟不愈。一旦继发感染，假体就只能取出。她正斟酌着该怎么和患者说明情况，对方反倒先安慰她：“没关系，您已经尽力帮我了，大不了就取掉。”

说起这件事，王丕琳总是很感慨，那份不加条件的信任，反而给了医生放手一搏的勇气，让医生敢于在看似“不可能”的境地再奋力一搏。很多奇迹，就诞生在这份彼此托付的关系里。

信任是双向的勇气：你信我的拼尽全力，我信你的懂我不易。

专业有界，相知无界

这份双向奔赴的信任，不能只靠个体的相处智慧，更要扎根于整个医疗体系的人文土壤。在王岳看来，医学人文的回归分三层：卫生政策、医院管理、医患关系。王岳说，现在的关注点多聚焦第三层，但他认为医患关系破局，前两层更为关键，推动公立医院真正回归公益性，从制度层面做好对医护群体的保障与保护。如果用“情、理、法”概括医患相处，法律是底线，既保护患者权益，也守护医生执业安全；在“情”与“理”层面，不少医生主动添加患者微信、组建病友群，持续跟进沟通，用真心换真心，也和很多患者处成了朋友。

王岳表示，过去讲医生“治病救人、救死扶伤”，进入21世纪，医学需要转向“帮助病人”。正如那句医学格言所说：“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正是“医生朋友”的动人之处，疾病未必都能根治，医学也有力所不及之处，但他能让你在慌乱时多一分从容。

医学把人分成“医生”与“患者”。这道边界或许无法用情感填满，但对生命的敬畏与守望，可以让这道边界不那么冷清。“交一个医生朋友”，不是仅仅找一个能替我们做决定的人，而是拥有一个在健康未知面前能引导比肩的人。他指得准，是因为专业；他愿意指，是因为仁爱。医术与温度，各归其位，却又在同一个人身上彼此成全，这或许才是“医生朋友”四个字最珍贵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