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药王”孙思邈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这样的“大医”，现实生活中并不少，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储大同教授就是一位。他深知患者之苦，于是为患者，尽心尽力；做研究，潜心钻研。

一位18岁姑娘，成为一生绕不开的心结

在储大同的行医生涯中，30多年前的一位18岁姑娘，是迄今都绕不开的心结，也是督促他不断前进的动力。

那时，他刚当上住院医生。这位姑娘因患有巨大纵膈淋巴瘤，呼吸困难。在弥留之际，她哭着求储大同：“储大夫，我不想走，求求你救救我，我还年轻……”那无助和对生命饱含不舍的眼神，让储大同心情极其复杂。他说：“我恨自己当时水平太低，进而发誓要把肿瘤治疗医学真正学到家。”

这个画面，让储大同下决心将肿瘤当成一生的事业；在他很多人生重大选择中，这个画面也成为一个重要影响因素。1987年，他在美国学习了3年，到了该回国之际，他因发现分离纯化到的黄芪激活免疫功能的高有效成分是源自黄芪多糖F3，引起美国生物免疫学界重视。当时，他的导师极力挽留，并为他找好50万美元研究基金。他的妻子那时也在美国学习，同样希望他留下来，但储大同告诉妻子说：“我忘不了那个画面。中国的肿瘤学还太落后，国内患者需要我。”

储大同在美国休斯敦做肿瘤基础研究的妻子告诉《生命时报》记者，他经常跟她提起那个姑娘，之后的另一次留美机会也放弃了，两人因此长期过着中美两国分居的生活。

同样让储大同记忆犹新的，还有一个白血病男孩。每次查房，小男孩总会跟他说很多话，一有事情就爱找他，这让刚当医生不久的他多少有点“受宠若惊”。小男孩后来说：“我知道你刚毕业，但我看到你对我特别尽心，回去给我查书、找资料，非常认真负责。我需要你这样一位大夫来关心我。”

“这件事一直鼓励着我。尽管我现在年资已深，但还是会不断想办法解决疑难问题，同时也保留了查文献、翻资料的习惯。”储大同说。

对这点，患者感触最深。患有胆囊癌的王女士在储大同这里看了近2年。她说，两个细节最让她感动，一个是储教授看到她皮肤黄得厉害，特意回去帮她找资料，告诉她很可能是胡萝卜吃太多了，建议少吃点；另一个是，有次查房时，她问了储教授一个跟治疗方案有关的问题，他当时没回答，第二次查房就主动告诉她原因何在。

最让吴女士感动的，则是储大同给她带来的信心，还有他为病人的周全考虑。吴女士今年49岁，患大肠癌并伴有严重肝转移，当初被告知只能再活3个月，2012年10月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治疗。“储教授说，‘活下来的人都像你这样的’，一句话就让我特别有信心去战胜癌症。”吴女士说，去年5月份，她着急想回家，正好赶上储教授刚从美国回来，且那天他没有门诊。她心想，就为了她一个病人出院，储教授不会来医院的，却没想到，储教授真的来了，而且花了20多分钟，详细地跟她讲出院注意事项，甚至包括买什么样的酸奶。

据曾跟储大同出门诊的杜春霞医生介绍，平均下来，门诊中每个病人他一般要看二三十分钟，他跟患者沟通得非常仔细，消除其疑虑。在与妻子的越洋电话中，几十年来，几乎3/4的内容，都是储大同在谈他的病人，谈中国的肿瘤学。

治疗“怪招”帮患者延长生命

有一次，吴女士去另一家医院做射频治疗，听说她患直肠癌，正服一种治乳腺癌的药，且近2年各项指标依然不错时，医生惊讶地说：“这不可能！”抗肿瘤药易瑞沙一般推荐每天吃一片，储大同却让患肺癌的霍女士吃3个月，停3个月，以免耐药……

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部，乃至全国肿瘤内科界，储大同的很多治疗方案有些不按常理出牌，但这些“怪招”却让不少被告知只能活3个月、半年的患者，赢得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生命。于是在很多患者心目中，储大同成了救命的“神医”。

“储老师的这些治疗方案，虽然看上去有点怪，但绝对不是凭空想象瞎用药，而是有非常确切的研究基础。”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主任医师李峻岭告诉《生命时报》记者，碰到过于棘手的疑难杂症患者，他会推荐给储大同。因为他总是能在大家无药可用、束手无策之际，给患者重新寻找希望，进行探索性治疗。“有好几次，储老师给出的治疗方案让我当时很不解，但几年后才知其中奥妙。”

储大同的绝大多数时间，都花在看文献、翻资料上，他在肿瘤的个体化治疗、靶向治疗上研究得尤为透彻。刘宝印是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CSCO，对外称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工作人员，与储大同共事了二三十年。他说，储大同敢用药、敢创新，是因为他会深入研究药物的实验、机理等。举个例子，有次储大同要在某抗癌新药发布会上做报告，他提前1个多月就开始准备。为了查找资料，光让刘宝印买外文书就花了近5000元。杜春霞也说，储教授做报告用的幻灯片，每一页几乎都要查50~60篇文献。

在美国时，储教授很多时间也都泡在书店，阅读和购买专业书籍，就为了多学一点。也正因此，每次他刚从美国回来，都是他与同事分享最多的时间，也是他的著作《当代肿瘤内科治疗方案评价》一书出稿量最多的时间。

创建两个学会，并将其推向世界

“储大同对我国肿瘤事业最大的贡献是创建了两个学会，并将其推向世界，这在国内很少见。这两个学会分别是CSCO和中国老年学学会老年肿瘤专业委员会（CGOS）。”与储大同共事30多年的肿瘤内科专家王金万教授说。

CSCO成立于1997年。1996年前后，我国的肿瘤学研究很多都是分散的，不被国际认可。召开学术会议，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参加，这与美国一个肿瘤学术年会上万人参加的盛况，根本没法比。

中外的悬殊差距，让国内一些中青年学者想改变现状。创建学会的重担，最终落在了储大同身上。CSCO创业时异常艰辛，在一个管道密布、阴暗潮湿、不足8平方米的地下二层办公。

经过储大同担任主任委员期间的发展，在各方支持下，CSCO与美国、欧洲的临床肿瘤学会实现互惠互认，赢得了国际认可。如今，中国的临床肿瘤学研究也开始走在世界前列，已开始主导部分全球研究，一些成果甚至被国际的肿瘤治疗指南采纳。

事实上，最让王金万佩服的是储大同超前的思想。“创办之初，他就提出，要注重多中心研究，并在当时力推多学科综合治疗。多学科治疗能为患者节省很多时间，赢得更好的治疗。虽然现在遍地开花，但在当时不少专家连听都没听说过。”

谈到创办学会的经历，储大同说：“我有一个观点，开创一个事业是为了事业的发展，并不是为了图个人的一些私利和欲望。如果一个学会成立后，一个人老占着领导位置不撒手，这种学会不是一个民主的学术团体，它的最终结局是不会好的。”他也因此时刻提醒自己一定不能这么做。2005年，第二届任期结束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急流勇退，把机会让给年轻人。

没想到的是，本想休息的他，又迎来了创办CGOS的重任。这次，他比以往更重视中青年人的作用。他采取副秘书长分工负责制，给他们更多机会。此外，他还运用管理学的“80/20”法则，重视20%的学科单位和带头人的推广作用，抓住了20%的重要工作就等于做好了80%的工作。如今，该学会已是国际上最大的老年肿瘤学组织之一。

纯粹、大气、严谨的“书呆子”

采访中，很多人用“纯粹”、“大气”、“真正的学者风范”来形容储大同。在刘宝印看来，储大同的纯粹其实也没少得罪人。储大同担任CSCO主任委员期间，规定自己在内的所有会员，都必须缴纳会费，作为大会主席和讲员的他参加学术年会必主动缴纳大会注册费，这让不少专家不解。

对办公经费，储大同盯得非常紧。有一次，搞专家西部讲学活动，储大同要求办公室提前订好打折机票，住三星级宾馆，专家自己坐出租车去会场，且安排紧凑，地方医院想请专家吃饭、组织旅游，都是不可能的。这种朴素作风当时在西部很受欢迎，储大同说：“去西部是讲学，而不是讲排场”。

生活中的储大同也十分节俭。为节省时间，他总是吃一些速冻食品，很少去买新衣服，穿什么都无所谓。他希望自己的每一分钟都要花在最有价值的事情上。

但在服务会员、推动肿瘤学术发展上，储大同非常大方。刘宝印说，储大同一直想把学会打造成会员的“家”。第一年，每位会员的会费是100元，但学会给大家订专业书籍，每季度至少发一本学会动态，这些费用加起来约有190元。

储大同称自己是个“比较严谨的书呆子”。确实，这个“书呆子”低调而全神贯注地专注于自己的肿瘤事业，与别人不争不抢。人生所给予他的一切，他都用一颗平和的心接纳了。但在这颗心的最深处，是对肿瘤患者最无私最饱满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