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师范大学医学与文明研究院 丁慧

62年前，一位年过六旬的微生物学家，将自己发现的沙眼病原植入自己的眼睛，在沙眼症状出现后，激动地大喊：“没错，没错，典型的沙眼症状!”这位让自己主动患上沙眼的人，就是我国第一代病毒学家、被誉为“衣原体之父”的汤飞凡。

汤飞凡，幼名瑞昭，1897年出生于湖南醴陵汤家坪，耳濡目染皆是乡民饥荒贫病之惨景，使他打小就立下行医济世的志向。1914年湘雅医学院首届招生，汤飞凡毅然报考，成为该学院第一批学生。从湘雅医学院毕业后，汤飞凡即申请到北京协和医院细菌学系进修，四年后远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系深造，开始了病毒学的研究工作。

作为病毒学拓荒行列中的第一个中国人，汤飞凡出色的工作能力和严谨的科研精神得到了同事们的尊重和赞赏，哈佛大学著名细菌学家秦瑟教授曾说：“这个世界上，真正认真读书的人，除了我，汤飞凡可以算一个。”汤飞凡进修期满，秦瑟教授多次邀请他留美工作，但此时，汤飞凡收到了时任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颜福庆的邀请，希望他回国，共谋国家医学教育大计，振兴中华医学。信中没有任何优厚待遇的承诺，只有恳切的言辞和祖国医学教育面临的困境。汤飞凡觉得，“祖国需要我，我有责任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出贡献”，于是在1929年携家眷回国，受任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系副教授。面对极为简陋的科研条件，汤飞凡亲自动手改装实验设备，将自己的显微镜贡献给实验室，将细菌学系从无到有建立起来，并开始研究沙眼。

沙眼是由沙眼衣原体感染引起的一种传染性眼病，临床表现为异物感、畏光流泪，病情加重时导致视力减退乃至失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我国沙眼高发，时有“十眼九沙”之说，是我国首要的致盲因素。关于沙眼传染病的研究，微生物学界存在很大争议。1928年日本学者野口英世通过分离实验，断言沙眼的致病原是一种“颗粒杆菌”，在微生物学界引起巨大反响。1933年，汤飞凡用保存在美国的野口“颗粒杆菌”进行志愿者接种试验，结果证明它并不能致病，从而推翻了野口代表的“细菌病原说”。同时期的“立克次体学说”，也无法被其他学者所证实。

因抗日战争爆发中断的沙眼研究计划，于十多年后重启。1951年，日本学者荒川和北村发表关于沙眼的研究报告，宣称他们分离出了真正的沙眼病原，但因未拿到病原体而未获承认。这一消息受到汤飞凡的关注。他带领团队布置了一系列实验，结果均以失败告终。

汤飞凡决定跳出荒川、北村的框架，尝试改用鸡胚为实验动物，令人惊喜的是，在第8次实验中，沙眼病原TE8(T表示沙眼，E表示鸡卵，8是第8次实验)被成功分离。汤飞凡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分离沙眼病原的人。

为进一步证实实验结果，汤飞凡决定以身试毒，用自己的眼睛去体验并观察沙眼的发病过程。1958年元旦这天，年届六旬的汤非凡命令助手将沙眼病原植入自己的一只眼中，几天后，典型的沙眼症状出现了，为了更好地观察整个病理过程，汤飞凡忍受着畏光、流泪，红肿着眼睛直到40多天才接受治疗，确切无疑地证实了他所分离的病原体就是沙眼致病体。这种病原体具有不同于一般病毒的特性，当时被称为“大型非典型病毒”，是一种介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微生物。1973年,世界卫生组织专门委员会将其另立一目，定名为“衣原体”，沙眼病毒改称“沙眼衣原体”。

沙眼病原的成功分离为沙眼的防治奠定了基础。随着长效抗生素的推广使用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到上世纪60年代，我国沙眼患病率已减少到40%，至1987年，沙眼已经降为第三致盲因素，及至2014年底，我国沙眼患病率已经降到0.196%，彻底实现了消灭致盲性沙眼的目标。

在抗战时期，汤飞凡也为中国的战地救护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汤飞凡走出实验室，在离炮火几百米的地方抢救伤员。在上海和南京相继失守后，汤飞凡忧心慨叹：“研究、研究、研究出再好的东西，作了亡国奴，又有什么用!”于是在1939年临危受命，远赴昆明主持中央防疫处工作，带领团队为前线战士研制出了中国第一批青霉素疫苗和血清。抗战胜利后，他将中央防疫处迁回北平重建，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抗生素研究和生产车间及普通卡介苗实验室。

但令人遗憾的是，汤飞凡于1958年9月过早辞世。1981年，国际沙眼防治组织追授汤飞凡“沙眼金质奖章”;1992年，我国邮电部发行了汤飞凡纪念邮票。汤飞凡，正如著名科技史学者李约瑟爵士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必须写在世界医学史上的中国人”。▲